作者：徐焰

在“文化大革命”肆虐的岁月里，北戴河显得荒凉落寞，然而林彪依旧频繁在此度过夏日。1971年的夏季，他与妻子叶群寓居于北戴河西海滩北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林深处，一栋位于松树环绕中的两层小楼——那就是中直疗养院的62号楼，其前身乃96号楼。尽管如此，众人仍旧沿袭旧习，称之为“96号楼”。

林彪在北京的日常居所主要有两处：其一为位于毛家湾的个人住所，其二则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被高墙环绕，北面并不毗邻街道，此处设有解放军出版社，即所谓的平安里三号。曾有一度，交通部门计划开辟115路电车，其终点站定于毛家湾与平安里三号之间，然而，这一提议并未获得毛家湾方面的同意，主要顾虑是电车运行时产生的噪音可能会干扰到林彪的休息。

炎炎夏日，若北京有公务在身，他便选择入住人民大会堂，为期长达两三个月。在大会堂内，林彪惯常下榻于浙江厅。他对于光线、风、水以及强烈的声响都十分敏感，对于温度的突变亦感到不适，对于人群密集之处也感到畏惧，甚至连疲劳和打扰都让他难以承受。他对于喧嚣的氛围并无太多喜爱，有人认为这是性格上的异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其影响已深入到他的心理与神经系统中。

自然，若是在北京的夏日无所事事，林彪便会常往大连与北戴河等地避暑定居。至于春日，他偏爱苏州的住处，那江南的春光尤为迷人，往往能让他流连忘返，度过整个春日时光。

林彪的生活习性，即便在成为“副统帅”之后，依旧显得颇为奇特。他的日常主要活动便是沉思，沉浸在一片寂静、昏暗、无色的氛围中，他可以数小时如老僧入定般静坐。沉思与寡言，成为了与他有过交往的党内领导人对他的一致评价。然而，在当时，没有人会将这种习性往阴险的方向去联想。

根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所撰写的回忆录记载，林彪偶或在室内踱步，边自言自语边品味着炒好的黄豆。他有时会一根接一根地连续划动火柴，直到整盒燃尽，方才在脸上露出难得的笑颜……

按照林彪通常的规律，每天坐五六个小时，上午3小时，下午少则2小时，多则3小时，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走一会，光线强烈时绝对不行，即使睡觉。在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为了防止出现考虑不周，他又给周边的人立下一条规矩：他所审阅的电报和文件，必须延迟三个小时后方可发出。

熟悉林彪日常习性的人皆言，他最难容忍的便是他人突如其来的打断。此类干扰往往激起他情绪上的连锁反应，而这种情绪，即便是叶群也难以确切描述其本质。

此情绪虽非频繁出现，但一旦发作，便显现出两种异于寻常的症状：一是心跳加速，汗流浃背；二是大小便失控。遭遇此境，林彪无法进行任何活动，包括阅读书籍、聆听汇报，甚至进食都成为难题。此时，林彪唯有完全卧床休养，且往往需连续休养四至五日，方能恢复如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拉自己的帮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则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策略，自己轻易不出头。接见外宾时，他一向不愿意去，只是毛泽东出场要他作陪时，才勉强走一下。

平日里，林彪夜以继日地思索问题，于幽暗的室内筹划着大小不一的军事与政治策略。他参与政治活动的惯常方式，便是聆听秘书解读文件，并由其代笔在文件上勾画圈点。对于所提方案表示赞同，他便会挥动双臂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圈，秘书随即在文件上划出相同的标记。若有所需表达，秘书便记录其言辞。若他持不同意见，则简言“不予答复”，或以手势轻轻压下，示意否定。

在“批林”运动中，揭露的资料指出，林彪所“圈阅”的文件，实则多由秘书代为画圈，此言非虚。在漫长的岁月里，林彪的活动模式多为“转车”，即乘坐汽车奔向野外，于颠簸之中寻求快感。然而，自1970年秋季起，这种唯一的出行方式也逐渐变得稀少起来。

庐山会议的失误，让林彪陷入了极度的懊悔与焦虑。他原本性格内敛，不喜多言，如今更是缄默不语。除了偶尔听取秘书解读中央文件之外，他对其他文献的涉猎几乎寥寥无几。他减少了见客次数，常独自一人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一圈又一圈，不曾停歇。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不过在组织上保林彪的同时还是逐渐加大了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批判力度。由于庐山会议批判的只是陈伯达，林彪及其手下一伙的问题还未被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多方“打招呼”，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

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当时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最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也隐约地能感觉出来。

1971年1月，当时被认为是受陈伯达影响并被林彪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后来对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人参加过去由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实行了“掺沙子”，林彪一伙在此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林彪手下“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

5月下旬，关于《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该谈话于1970年12月举行）的内容在各级领导干部间开始逐级传达。谈话中特别指出，“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一表述引起了不满，而这恰恰是林彪所特别推崇的。到了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三份媒体同步发表文章，提醒全党要警惕那些“潜藏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

然而，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彪的行事轨迹，他所显露的往往是温顺的一面，而其本质中的霸气鲜少显露，此时他仅是借助阴谋与对抗的方式来进行情绪的宣泄。

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曾对“顶牛”的传闻作出回忆，提及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曾欲求见毛主席，然而毛泽东长时间未予回应，并指出林彪性格刚烈，从不轻易低头，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存疑。不论李文普的分析是否准确，当时林彪未进行自我检查，实因他认为此举无实质意义。真正的意图无法公之于众，而自我批评只会加剧其罪责。正如他儿子林立果所言，林彪当时的心态已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

进入1971年以后，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据他讲，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后报纸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镜头，必须有林彪在场，以显示“接班人”的地位。

过去，林彪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导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

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

杜修贤，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抵达现场后，他总会率先拍摄一张全景照。然而，这一次，他随性地按下了快门，捕捉了眼前的景象，便将相机搁置在一旁，静候时机。不久，当他重返圆桌前，不禁目瞪口呆：林彪的座位空无一人，人影全无。

周恩来内心警钟长鸣，目光频繁地扫向那座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不安地上下起伏，仿佛有千言万语欲出，最终还是强忍未吐。他示意警卫员靠近，低声交待了几句要事。警卫员迅速穿越大厅，片刻后便匆匆返回，向周恩来耳语了几句。周恩来神色突变，神情变得极为庄重。

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入座时已经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当天的报纸上将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在当时可算是新闻部门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在外转一圈，找人把刚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

林彪竟然正安详地坐在大厅西北角的角落里，他并没有选择沙发，而是坐着一幅椅子。我原本以为双方的交谈已经结束。环顾四周，发现主席、总理的随从们也还留在厅内，和我们一样，我们都惊讶地凝望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林彪。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从118号房间走出的。我们在炽烈的阳光下忍受着汗水滴落，而他却是蜷缩成一团，帽檐低垂，更让人震惊的是他那苍白无力的面容。虽然未能完全看清楚，但露出的部分已经足够让人坚信，那是一张仿佛蜡像一般苍白无色的脸。

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身体不适是托辞，其实是显露出他决心对抗的强硬态度。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便说过当时的情况：

在他身畔，我们虽察觉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的情绪似乎有所低沉，身体状态亦相较以往略感下滑，但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并未发现明显的异状。林彪的健康状况有病历为证，用药细节均由保健医生详细记录在案。301医院、北京医院的众多专家与医生曾为林彪进行诊疗和身体检查，而历届保健医生至今仍居住在北京。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曾负责林彪在北戴河的保健工作。

初秋九月，恰在林立衡与张宁抵达北戴河的前夕，蒋保生再度邀请北京医院与解放军301总医院的医学专家及医师，莅临北戴河对林彪的身体健康进行了详尽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林彪的身体状况与先前无异，并未发现任何新增的异常状况。

据可靠消息源披露，林彪在苏联接受治疗时，因医生对药物剂量使用不当，导致其神经功能受到损害，进而引发了畏水、畏风、易感冒、频繁腹泻以及出汗过多的诸多并发症。返抵北京后，林彪在“林办”配备了两位经验丰富的保健医生，他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和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

然而，林彪对医师的信任感并不深厚，他更偏爱亲自研读《本草纲目》等医学经典，自行筛选药物。他常常显得固执己见，执意服用某些药物，即便医生认为这并不妥当，或过量服用可能对他的健康造成损害，他也会设法用替代品来哄骗医生，以继续维持他的用药习惯。

在林彪休养之际，叶群等人对外宣称“首长”健康状况良好。然而，秘书关光烈因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透露林彪患有惧水、腹泻等症状，甚至不愿欣赏山水画作，却遭到了指责，被认为泄露了机密，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这种一边疗养，一边对外宣称身体无恙的做法，明显是为了为未来的复出提前积累声势。

据警卫人员所述，林彪的身体主要器官，包括心脏、肝脏和肺部，均未发现异常。但他有易出汗和频繁腹泻的症状。因此，在夜间入睡时，他习惯穿着衬衣，却常常被汗水浸湿，过多的出汗又容易导致感冒。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他不得不特别留意调节室内的温度，并适时增减衣物。夏季气温较高，冬季则相对较低。林彪从未使用过棉被，仅用毛巾被来保暖。经过北京医院院长的深入研究，建议使用一条毛巾被可以提升4摄氏度的温度；而穿着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能增加4摄氏度的保暖效果。身边的保健人员大致按照这一标准来调节室温，多数情况下保持在大约21摄氏度。

自林彪遭受批判以来，外界广泛散播有关他涉毒的传闻。但据其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李文普透露，此类说法实属过分夸大。在五十年代，林彪曾因食用狗肉而腹泻不止，为缓解腹泻症状，他曾偶尔注射过杜冷丁。

自1964年始，在随后的七年多间，他未曾再接触杜冷丁、兴奋剂等针剂类药物，仅偶尔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的睡眠质量堪忧，往往依赖安眠药片以求得一夜安眠，有时甚至在夜间连续服用三次。有一回，他在天安门广场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国王的盛大集会上发表了失当的言论，那是因为前一晚连续三次服用安眠药，导致其头脑未能完全恢复清醒，实属罕见的一次失误。

尽管林彪的日常生活习性颇为独特，他对警卫人员的关照却颇为宽厚，易于相处。他饮食清淡，特设厨师精心为他准备餐点，但他对食物有所偏好，若肉类菜肴引发肠胃不适或腹泻，便会选择不再食用。日常饮食以肉饼、蔬菜和馒头为主。

林彪因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后来并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不陪又不行。有一次他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

尽管林彪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却远非某些人夸大其词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更不是那种轻易被风吹倒的脆弱之躯。至于80年代之后，有关他“精神失常”、“行为失控”以及“受叶群操控”的指责，这些说法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

有人对林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过分夸张的描述，并有意加以渲染，其动机旨在迎合公众对奇闻轶事的好奇心理。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试图借助这种描述，暗示林彪已经陷入绝境，成为一位“重症患者”，并声称他对于叶群和林立果的罪行“一无所知”，丧失了“责任能力”。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声称林彪在叶群的操控下，如同被线牵引的木偶。更有极端者，试图利用这种说法为林彪被“劫持”至苏联的说法寻找依据，企图篡改既定历史事实。这种行径显然是不恰当的。

林彪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在解放后长期休养。若他真是一心沉溺于病榻，或许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美名，实现功成身退。然而，遗憾的是，这位在党中央常委中地位显赫的“病患”，却在多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频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演绎出一系列令人感慨万千的戏剧。最终，在投机失败之后，林彪逃离北戴河，却不幸在异国荒野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林彪从功臣地位滑向灾祸源头，这一转变的起点是什么？显然，是极左思想的不断扩散，再加上他个人野心的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了那出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

1951年，林彪曾临时接棒周恩来，执掌中央军委之职数月。不久，因健康原因，他不得不休养，此后便未再投身于工作之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竟然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这一决定出人意料，尤其是考虑到他当时仍在病休，尚未重返工作岗位。

在这8年间林彪虽然一直养病，却读了不少书，而且注意观察政治风潮，对党内的不少事件都有所分析并在笔记中加以抨击。不过他蛰居在阴暗的不通风的密室之中，所写的许多格言、箴语、散记和感想，多数是对毛泽东的动向和好恶进行揣摸。

许多判断和推测，都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很难想像这位自1928年上井冈山便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竟会有这样的情感。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凡是关心政治的国民，都对林彪提出的“政变”说、“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说、“天才”说、“顶峰”说等独到见解耳熟能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