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时，我与一位持有反毛观点的长者之间，常常出现激烈的分歧。每当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领导人物时，这位出身地主的老人总会不自觉地贬低毛泽东。他的口头禅往往是：“实际上，陈独秀、张国焘、王稼祥、张闻天以及王明等人的地位一度都曾超越毛泽东，然而……”

这位反毛者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应该能懂。

为何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缔造了新中国？

为何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等人未担任领导重任？

一个人的伟大，并非源自于掌权后自封的荣耀，而是通过一生的坚实足迹逐步铸就的。真正的伟大并非一蹴而就，没有哪一步可以轻易完成。相反，那些未能成就伟大的人，问题往往源于自身，他们无法掌控超出自身能力的大局，而这样的大局本就不属于他们。

往昔，人们总结毛泽东的成就，多从重大事件着手，往往聚焦于那些家喻户晓的史实。

今日，吾意欲从众人所不甚关注的“琐事”切入，试图从侧面进行报道，揭示其伟大并非出于偶然。

韶山之地，今朝交通便捷，生活富庶。然而，回溯百载之前，这里不过是个隐蔽的山谷，贫穷至极，外出谋生者寥寥无几。我曾走访诸多开国元勋的旧居，直至如今，唯有毛泽东的故居显得尤为简陋。换言之，毛泽东降生之时，并未握有金光闪闪的钥匙，唯有满手的泥土。

历经山间蜿蜒曲折，终至长沙求学，其途颇为坎坷，此处不再赘述。今仅以一师之小事，略作分享。

1917年，毛泽东挥笔著就《心之力》，杨昌济教授对其赞誉有加，给予满分评价。“宇宙与我同在，我与宇宙合一”这一理念何其壮阔？他提出“将天下大任视为己任，又何必得过且过？”显露其抱负之远大，“打破教派之壁垒，融合科学之精华，树立楷模，传播真理”更是彰显了他的深谋远略。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曾创立了一个名为“学友会”的组织，毛泽东亦为其中一员。会者，必有矩，无矩不成方圆。一师学友会的规章制度，便是由毛泽东等同仁所拟定，并由其亲自阐释。

1921年，毛泽东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了那十三位参会者中的一员。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矛盾尤为鲜明，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独特机遇。其中，政党的建立无疑是政治领域中最重大的特殊事件。众多人士投身于各式政党的组建之中，其中不乏崭露头角，成为各党派领袖者。然而，众多政党如流星般转瞬即逝，许多党人亦如流星般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毛泽东，能够跻身于最初十三位党员之列，在党的初创时期，他或许未曾料想到最终的成就，然而，辉煌的成果无疑源自最初的起点。

陈独秀在中共创立初期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但若深入探究中共“一大”，便可发现他并非合适的领袖人选。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深远意义，而他却以工作为由缺席。表面上看似合理，实则反映出他对党的历史使命缺乏深刻理解，或许在他心中，共产党并未被视作终身奉献的政党，而可能仅是宣传社会主义信仰的政治团体。

众人在旁或离心，或背叛，或离群，唯有董老始终与毛泽东并肩直至抵达北京。这历史之选，究竟属天意还是人为？

革命非同儿戏，它伴随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鲜有人愿意以生命为赌注走到最后。毛泽东建党后，其活跃程度远超常人，他不仅在湖南大显身手，更将上海作为根据地，广泛结交各类革命志士，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积累了力量。

毛1924在上海

自国民党实施大屠杀行动之后，毛泽东最先领悟到枪杆子力量的关键，并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深刻真理。自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这个名字便成了蒋介石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1929年，于国民党“三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幸被除名，名列首位，此情此景充分彰显了国民党政权对中共领导层人物所持有的慎重评估与衡量态度。

1929年，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追击已成定势。蒋介石所畏惧的并非陈独秀，亦非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等一众人物，而是“朱毛”二人。唯有枪杆子，方能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主义形成有效制衡。蒋介石对书生与报纸持无惧态度，他曾对《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言：“切勿激怒我，我麾下有一百万雄师。”史量才回应：“我亦有一百万读者为我撑腰。”然而，在沪杭公路上，史量才不幸遇刺。反观蒋介石，他面对各种文辞攻势，总能巧妙化解，唯有朱毛率领的“赤匪”让他夜不能寐。

到了1931年，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在国民党和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与众不同，“中华苏维埃”的活动已经成为毛泽东的重要事项之一，国民党和反动报刊造谣的重点自然也锁定在毛泽东身上。大家注意看，《川报》当时的称呼是“共匪首领毛泽东”，不是共产党内的其他人，不管党内有多少争论，不管其他人曾经如何干扰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就是蒋匪的心头之患。

自长征伊始至抵达延安，这一伟大历程资料丰富，本文便不再详述。

1936年，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抓捕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不仅是国民党内部所认知的中共领导，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公认的中共领袖，无人能与之比肩其声望与才干。那么，蒋介石为何对毛泽东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呢？原因在于，毛泽东在1936年这一年里，向三十余位国民党资深成员及国内知名人士发出了呼吁抗战的来信，号召全民齐心协力抗日，并斥责蒋介石的“日中提携”错误方针。《通电》此举无疑将蒋介石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上，抗日的问题根源并不在毛泽东，而是在蒋介石。

1938年，毛泽东的形象已超越了共产党领袖的范畴，他成为了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员，成为了青年人心目中值得宣扬的楷模。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从平凡走向伟大，其视野与格局亦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拓展。当他的视野触及国际舞台，引起广泛关注之时，即便他并非某个国家的领导人，亦有一群人将他视为不容忽视的精神领袖。在青年人眼中，毛泽东是英雄的化身，其象征意义远超权贵眼中那位代理人。

还是在1938年，不但国民党在重新认识毛泽东，日本国内也在重点研究毛泽东，国民党中央监委居然恢复了毛泽东在国民党中的党籍，还专门登报公示。大家注意！毛泽东才是标题名字，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人。日本的《大坂每日新闻》和《支那读本》都是刻意重点介绍毛泽东。

1939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毛泽东展开交流，正当抗日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尽管战局艰难，国共双方均能集中精力应对战争挑战，然而彼此间的矛盾已初露端倪。在与毛泽东的对话中，记者不仅谈论了抗战事宜，还涉及了民主议题及当时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这一理念是中国近代以来百年来面对外部侵略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在日本，毛泽东的形象早已超越了共产党军队领袖的范畴，他已成为对抗日军构成巨大威胁的抗战首领。人们开始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审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毛泽东并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阶级斗争的先锋，社会变革的象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在日本各界心目中的地位变迁，折射出他的思想和行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的特色。

1940年，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体系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解放报》发表了众多毛泽东的杰出文章，其中涉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十五个关键观点，包括：中国的发展方向、新中国的构建、中国的历史特性、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批判资产阶级专政、反驳左倾空谈主义、批判顽固派、旧三民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征、四个发展阶段、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差、以及民族、科学、大众文化的构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构建了一套涵盖文化、实践、理论革命、武装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整思想体系，对中国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1年，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此举不仅在国内激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亦在全球华人社群中引起了公愤。美洲洪门组织便是众多抗议声音之一，其总干部监督司徒美登更是深入研究了毛泽东的抗战理论。毛泽东本人亦亲自致电司徒美登，呼吁海内外同胞携手抵制亲日派与反共派的邪恶行径，共同为全民族抗日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同岁，毛泽东的《游击战》英文版问世于海内海外，作为早期广泛宣传毛泽东游击战术的正规作品，此书亦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从中文专著领域向英语世界的重要拓展，此举使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研究成为了当时的一大热门。蒋介石身为中华民国的领导者，却未能提供一套兼具理论特色的战略战术供世界借鉴。

在我国东北的广袤黑土地上，即便身处伪政权和日本的铁蹄之下，1941年6月20日，毛泽东的形象已然被印刻在公文书信与执照之上。显而易见，这并非仅限于延安一地的人民，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已将毛泽东视为希望之所在，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的心中，他似乎成为了他们未来的依托。然而，这并非毛泽东单方面施加于东北人民的，因为彼时的东北地区尚不属于共产党能够直接影响和控制的地域。

1943年，国民党《中央日报》鼓动地方势力对毛泽东发起挑战，强烈要求撤销共产党组织。换言之，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服务于国民党的地方机构，都将毛泽东视为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绝无他人能出其右。在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既是引领者，也是决定性的力量。

1944年，毛泽东亲自率党政军领导层热情接待了美军观察团的到来。自那以后，他对自己军队及人民力量的胜利信念更加坚定。纳尔逊与赫尔利，他们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重庆，延安亦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而毛泽东则成为了他们关注的中心。

自1945年起，毛泽东便开始呼吁中共的党政军干部掌握经济工作的能力，其心中的布局已然落子关键。对干部提出新的要求，预示着他正积极准备迎接所有可能浮现的新局势。

在那日，毛泽东同志于重庆机场挥别之际，其神情、其演说、其自信，无不昭示着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到来。他，唯有他，能将种种复杂局势一一洞察，妥善应对。后续数年对旧中国、旧军队的整顿，不过是新生的暂时延后，却无法阻挡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那已经腐朽的旧制度，亟需一位伟人予以重塑。

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的首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主席。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不是一天走到北京的。

共产党非一日成为执政党。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毛泽东，乃革命进程的必然结果，亦是开启崭新时代的迫切需求。

伟人之名，非出自个人自封，亦非民众盲目崇拜之所致，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