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股民族危亡的深重意识，正如同岩浆般在地下暗涌。这种压抑的情绪最终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并以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彻底爆发。

那便是载入史册的五四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其瞬间的震撼，更在于其精神内核在后续岁月中如何被不断解读、重塑与传承。

其纪念方式与内涵的演变，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凝聚青年力量、推动革命与建设进程的生动写照。

思潮涌动，力量汇聚

回顾历史，新思潮的萌芽早于运动爆发数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先生因强烈反对“二十一条”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毅然决然地返回上海。

他选择在那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创办了《新青年》杂志。这份刊物很快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为即将到来的思想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几乎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北方，十月革命的胜利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旧世界的黑暗。它强烈地激发了中国青年们对于国家出路与命运的深思。

许多人开始将民族解放的希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这股思潮迅速在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体中扩散。

李大钊先生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发表了数十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他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的关注与追随。

这些思想的种子，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逐渐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到了1918年4月，组织的基础已初步形成。

蔡和森、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长沙这座历史名城，相继成立了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这些组织虽属青年性质，却为未来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积蓄了能量。

它们的出现，正是五四运动能够迅速爆发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必要前提。青年们通过这些组织，凝聚共识，探讨未来。

怒潮澎湃，觉醒序章

1919年5月4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却因激昂的爱国热情而变得不朽。这场运动的背景，是甲午战争以来西方思想的不断涌入，以及中国近代史上遭受的罕见外来侵略。

民族的危亡意识，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引燃这根导火索的，则是远在欧洲的巴黎和会。

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成员，理应获得尊重并恢复其在山东等地的正当权益。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却无视中国的合理诉求，公然驳回了这些要求。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如同晴天霹雳，瞬间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屈辱的外交失败。

于是，在北京的学生们率先行动起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的行动迅速，且充满了正义感。

这场运动很快便突破了北京的地域限制，迅速蔓延至全国二十多个省份、数百个城镇。数百万青年学生积极响应。

他们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并坚决抵制日货。整个社会为之震动，旧有的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传统复古思潮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运动中，青年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这两面旗帜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率先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更是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紧接着，在1919年至1920年间，包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内，一系列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陆续出版。这些翻译和出版工作，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觉醒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纪念风向，因时而变

五四运动爆发一年后，1920年5月4日，纪念活动初次显现。尽管北京政府禁止纪念集会，北京的3000余学生仍在北京大学内召开了纪念大会。

北京学界约七万余学生，分三处校内集会。广州、九江、济南、常州等地学生也自发举行了集会。

甚至在狱中的周恩来先生，也领导着天津的爱国学生共同参与了纪念活动。这表明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纪念活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唤起青年重拾五四精神，投身社会改造，成为了早期共产党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通过报刊撰文、纪念演说等多种形式展开工作。

李大钊先生，作为革命的先驱者，在1921年和1923年的五四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他深入阐释了五四运动的深远意义。

李大钊鼓励青年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并明确提出“为同学参加政治运动，为学生正名”等要求。这为后续五四纪念活动的基调奠定了基础。

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发布。这是首次在党的官方文献中提及五四纪念活动，并将其以青年学生政治动员为中心。

大革命时期，五四纪念活动的重心从“打倒军阀”逐渐转向了“打倒帝国主义”。这体现了当时革命任务的战略调整。

1927年5月4日，刘清扬在武汉十几万人的中共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她从民族、反旧文化、反军阀三个层面阐释了五四运动的意义。

同时，纪念会会长唐鉴也宣读通告，号召人们以五四精神团结起来，共同与帝国主义、军阀作斗争。那时的口号是“到工人中间去”。

然而，这种纪念的“风向”并非一成不变。1925年5月30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从最初的工人罢工迅速发展。

它波及到了学生、商人、农民等社会各阶层，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与五四运动相比，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显著增强。

这一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阶级构成。党认为五四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且青年学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

因此，五四运动在革命中的地位，开始让位于工人运动。这种认识的转变，直接影响了随后的纪念实践。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党刊，例如《红色中华》，很少专门提及五四运动。它们更多地关注“五一”劳动节和“五卅”运动。

这一时期的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苏区根据地的建设和白区的工人运动。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在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相对减少。

战火洗礼，精神焕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存亡的危机感再次空前高涨。五四运动的精神价值，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被重新发现并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

1939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二十周年之际。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

中央青委随后采纳了这一建议，正式决定将每年的5月4日设立为“中国青年节”。这极大地提升了五四纪念活动的规格和政治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和1939年，连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纪念晚会，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其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演讲，更是号召青年投身革命。

他明确指出，青年要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的讲话，不仅指明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也为今后五四纪念活动的基调奠定了基础。

五四纪念成为党期许、教育、引导青年的重要契机和渠道。其形式和内容都随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之需。

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活动与抗击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紧密结合。它激发了青年们强烈的抗战热情和民族担当。

1941年，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军在“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鼓励青年人要勇敢地走进抗日战场，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1942年，宗池同志带领30余人慰问青年工人，将五四精神与生产劳动、春耕备耕紧密联系起来，号召青年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新华日报》在1944年和1945年连续发表纪念五四的社论。社论中强调，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与科学旗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他们将这种精神与全面抗战中的民主实践紧密联系，呼吁发扬民主，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五四精神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活动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强调“为人民服务，与工农兵结合”。

1946年5月4日，任弼时在五四纪念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国民党扩大内战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的社论稿。他号召青年们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份社论再次强调了五四精神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它凝聚了广大青年的革命力量。

结语：火炬长明

五四运动，无疑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它的纪念活动，从最初的学生自发行为。

到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直至1939年正式确立为“中国青年节”，其规格和政治意义不断提升。

这过程中，五四纪念活动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时期，如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动员、教育和引导青年的重要载体。

它始终围绕着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而展开。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四精神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抗战热情。

它为全民族的抗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而在解放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活动更是凝聚了革命力量。

它明确强调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号召青年反对内战，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五四精神被赋予了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的新内涵。青年们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手”和生力军。

五四精神所包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核心价值，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它持续推动着民族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

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同不熄的火炬，照亮着中华民族的前行之路。五四纪念活动，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缅怀先烈、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制度保障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