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抵达陕北后，曾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这样评价长征：“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远征，既是一份向内外表达意志的宣言，更是一次深刻的宣传和实践。它最终迎来了敌方的溃败以及红军的胜利。正如言语中的磅礴气势所揭示的，长征本身也充满着极致的艰难与挑战。

人的本性中难免有迷惘，哪怕是伟人也无法例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即便面临迷茫与未知，依旧坚持追寻前方的曙光，不畏黑暗。在看不清方向的时候，他们依靠不断尝试和纠正，反复经验，持续调整前进的步伐。带领队伍走出困局，无论目的地为何处，也要努力让革命之火延续下去；心中的信仰驱使着他们坚信，只要还有火种，终将能够席卷原野。

伟大的气质还体现在无比坚定的信念之中。纵使道路险阻重重，敌军围追堵截，甚至付出巨大牺牲，也绝不动摇必胜的信心。正是这种不可动摇的意志，构成了始终贯穿长征历程的精神内核。顽强不屈，百折不挠，哪怕过程无比艰辛，胜利的彼岸终将抵达。

如果说长征精神本质是什么，那便是坚忍不拔和灵活应变。纵观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大局为指导、战略上保持定力的战术运用上灵活机智，勇于突破僵局。只有活下去，才能不断成长壮大，将革命的火种代代相传，有朝一日生根开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自瑞金启程，意在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再图重返中央苏区。计划未能如愿，湘江之战极其惨烈，8万余人锐减至3万。随即形势几经变换，同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以遵义为核心，创建川黔边地区的根据地。1935年1月，又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渡江后于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紧“四渡赤水”战役上演，这不仅是长征史上的经典一役，也是毛主席极为推崇的战例。他曾自誉该战为“得意之笔”。在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四渡赤水被称为长征中最富神奇色彩的章节。

1935年5月12日，四川会理县城郊铁厂会议决定，前往川西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26日，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提出在川陕甘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8月20日，在四川松潘毛儿盖会议又决定，红军主力应往东，向陕甘边靠拢，不宜渡过黄河以西。9月12日，甘肃迭部俄界会议则提出，应改变策略，北上才有出路，南下则可能陷入绝境。会议建议靠近苏联地区以建立根据地，争取打开国际联络、谋取援助。

9月22日，甘肃哈达铺新一轮会议明确提出，部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挺进。实际上到了哈达铺，队伍已然置身甘肃境内，但前路依然不明。直至毛主席通过阎锡山的报纸得知陕北有徐海东、刘志丹所部驻扎，遂作出前往陕北的决定。

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再度调整方针，放弃靠近苏联的计划，最终确立了陕北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着陆点。1935年10月19日，红军终于抵达陕西吴起镇，成功与陕北红军会师。历经一年，红军跋涉两万五千里，长征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