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秦铭、秦文、母亲王静雅、秦训 （前排左起），秦铨、秦刚 （后排左起）在广州合影

一

秦刚，我的堂兄，自幼便与我同窗共读，于我而言，他便是我的二哥。他出生于1930年9月，是伯父秦邦宪，即博古，与伯母刘群先的首位子女，在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他的诞生。为了期许他一生刚毅不屈，伯父母为他取名为秦刚。后来，伯父查阅家谱得知，到我这一代男子应从“金”字旁取姓，于是秦刚的两个弟弟，先后被命名为秦钢、秦铁。遵循这一原则，我的哥哥被父母取名为秦铨，后自行更名为秦福铨，我的弟弟则被命名为秦铭，他于1935年7月出生。至于我，也遵循男丁的命名规则，被取名为秦锦，后来更名为秦文。1930年，因我父亲秦邦礼在1928年秋季的无锡农民暴动中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被迫逃至上海。在兄弟重逢的喜悦时刻，父亲欣然得知侄子的诞生。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幸被捕变节，上海顿时陷入白色恐怖的阴影，局势愈发紧张。周恩来、陈绍禹（王明）等领导人纷纷撤离上海，在这危急关头，秦邦宪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肩负起领导重任。陈云也接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面对秦邦宪和陈云繁重的工作，上海的秘密联络站屡遭暴露，迫切需要重新规划布局，建立新的联络点。秦邦宪于是提议让秦邦礼加入陈云领导下的特科工作。自那时起，我的父亲便投身于奔波之中，他积极创办多家小型商店，用以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扮演起一名小老板的角色。

在那个寒冷的1931年冬季，遵从组织的安排，父亲再次构筑了一条从上海通往江西瑞金的隐蔽交通线路。为了隐藏其真实身份，他不得不构建一个家庭，因此将奶奶和王静雅母亲从无锡接到上海安顿。伯父和伯母也将尚在襁褓中的秦刚送到我家，由奶奶和我的父母共同抚养。奶奶对长孙秦刚疼爱至极，为了祈求他平安健康，给她取了乳名“阿土”。从我有记忆开始，直到秦刚成年离家北上，奶奶始终与他同床共枕。到了1933年1月，父亲成功地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路，将伯父秦邦宪和陈云送达江西瑞金，自此，秦刚便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

谈及奶奶对孩子们的深情厚谊，其间的故事实需细细品味。今有幸为您讲述我的奶奶——秦朱氏的故事。她生于1878年农历二月十四日，出自一个世代经商的家族，比爷爷年轻整整八岁，是以续弦的身份走进了秦家的大门。奶奶不仅容貌秀美，身姿曼妙，肌肤如玉，性格更是坚毅不屈，智慧非凡，纵然不识字。在那个年代，那些世代以读书为荣的秦家子弟，常常对商人出身的女眷不屑一顾。奶奶婚后多次承受生育的艰辛，胎儿屡次胎死腹中，直至1907年，她才在29岁那年，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秦邦宪。当时，爷爷已年过三十七岁。为了守护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奶奶在产后不久便开始了漫长的祈求之旅。她踏着轻盈的脚步，从无锡灵山脚下一步一跪，直至山顶的灵山大庙，烧香祈福，许下了终生的誓言。自那以后，她几十年如一日，每日清晨即起身念经拜佛，即便到了晚年视力衰退，这份虔诚也从未间断。因此，当伯父将年幼的秦刚托付给她时，她视如己出，倾注了无尽的关爱与呵护。

一枚枚花生、几颗糖果……在寻常日子里，这些可口的食物对我们而言如同瑰宝，我们总是倍加珍惜，不舍得轻易启齿。然而，秦铨总能在每年上演一场场戏码，或是设下谜题、或是赌注输赢，巧舌如簧地一步步将这些美食诱入囊中。我们既渴求嬉戏，又渴望胜利，于是每年都难以避免地成为他的“猎物”，内心满是无奈；而秦刚则经常能从奶奶那儿获得一些慰藉。

二

自1931年至1935年的五年光景里，我的父亲秦邦礼相继创办了六家店铺，其中五家扎根于上海繁华之地。而第六家，即中法药房汕头分药房，不仅承载着他商业版图的一角，更在彼时上海与瑞金之间秘密交通线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上海启程，前往瑞金的旅程，须先抵达香港或广州，再沿着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直至汀州的路径前行。这条交通线横穿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交织着水路和山道。沿线设立的交通站各自独立，交通员间互不相识，这使得敌对势力难以破坏，从而确保了从1931年至长征前夕，此线路始终保持畅通无阻。通常，中央特科会安排相关人员入住我父亲开设的联络站，他们在此悄无声息地告别上海，进而踏入中央苏区（瑞金）。

1933年的春天，上海临时中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将部分机关和人员迁移至中央苏区。这项任务被分成了三个批次进行，首批发往的是刘少奇等同志，第二批次是张闻天等，最后一批则是秦邦宪与陈云。我的父亲秦邦礼，便频繁地在沪汕两地往返，肩负起将中央领导同志安全护送到苏区的重任。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也正是在我父亲的护送下，从上海抵达了江西瑞金，同时还有陈赓、林伯渠、李维汉、章汉夫等众多同志。通过这条交通线，抵达瑞金的党员干部累计超过了200人。我父亲经营的六家店铺，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日常的经营中积累的利润，更在于为党提供了经济支持，为苏区输送了物资，如布匹、药材、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苏区的人口超过了300万，红军和赤卫队的力量也逐步壮大至30余万，无论是生存还是战争，都迫切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在秘密交通站和秘密交通线的支持下，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逐步繁荣起来。我的父亲秦邦礼在白区开设的店铺，秘密地将物资输送至苏区。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的艰苦征程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同年5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策，派遣陈云和潘汉年赴上海，寻找共产国际的使者，并向其详细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云历经波折，最终抵达上海，并与当时留守当地的秦邦礼取得了联系。进入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陈云等人下达了明确指令，要求他们前往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在1935年的深秋，陈云与其父亲秦邦礼（化名方一生）等人一同乘坐苏联货轮从上海起航，抵达海参崴后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亲自接见了陈云、秦邦礼，以及先期抵达的潘汉年、严朴等人，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随后，秦邦礼等人留在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深造。到了1937年，秦邦礼受共产国际的委派，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继续经营店铺，布置机关，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做充分准备。然而，随着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日军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导致局势急剧变化。党中央指示秦邦礼关闭店铺，返回延安。1937年9月底，秦邦礼抵达延安，并在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干事。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父亲也在其列，是办事处最早成员之一，并奉命负责在香港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他为其起名“联和行”。他在香港安排妥当后，同年春天就把我们一大家子都从上海接到香港。在香港，我们租住在湾仔，房子虽小，但挤在一起，大小四个孩子都很快活。1938年冬或1939年春，伯母刘群先得了产后焦虑症（当时大人们说她得了神经病），常常会无端哭闹、发脾气，既影响工作，也常使伯父不得安宁。后经伯父建议，伯母来到了香港，由父亲安排她到澳门静养。当时我还没正式上学，在家闲耍，父亲就派我随同伯母去澳门，以便外人看来有个家的氛围。记忆中，伯母好像住了两个月左右就离开了。这也是秦刚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

昔日香港，以其转口贸易的要塞地位而繁荣，当时人口约达150万。随着中国内地抗日战争的爆发，众多企业家为了避难，将工厂迁至这片土地，与此同时，内地的金融机构，包括那些原本位于上海的海外银行，亦纷纷搬迁至此。1938年的香港，因此成为了一个相对宁静的后方避风港。实际上，“联和行”是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的一处海外经济联络机构，直接受命于中央的调度。在那段时期，何香凝、宋庆龄均寓居香港，廖承志便巧妙地利用她们的显赫地位，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抗日募捐活动，其影响力波及全球，成为中共领导下的重要行动。在此过程中，廖承志、秦邦礼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募集所得的物资首先被储存在“保卫中国同盟”租用的仓库中，然后由“联和行”统筹调度，运送至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并分批次送达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而华侨的捐款则主要由香港大英银行代为收取，并汇入“联和行”的账户。

初步的统计资料表明，自1938年炎夏至1941年深秋，在长达三年的时光里，通过香港向延安及各国际和平医院输送的卡车总数已超过三十辆。海外捐款总额累计高达五百万美元，捐赠的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总量超过一百二十吨，平均每月的运送量高达三吨。对于所募集的物资与资金，保管与运输工作均需严格保密。在这一过程中，我的父亲秦邦礼严格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货币兑换、物资接收与转运的任务，并成功开辟了多条交通线路，沿途设立了多个交通站点，确保了运输任务的圆满完成。除了物资援助之外，还向延安输送了超过一千名爱国华侨及港澳同胞，其中不乏司机与医护人员，他们均出色地完成了采购西药等任务。

1938年，秦铭、秦文、秦铨、秦刚 （左起）在香港湾仔

三

1941年12月8日，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香港。次日，敌军在新界发动了登陆作战。那天，在地下党同志的鼎力相助下，父亲匆忙间带领我们一家老小（当时祖母双目失明，行动维艰，而弟弟秦训刚于1941年3月降临人世）从湾仔搬至半山的一所空旷的小学校。在此，我们度过了数日艰苦的等待。期间，一些同志（后来才得知他们是东江纵队的战士）陆续到来，他们在陆路和水路上都给予了我们无私的援助，最终将我们转移到广东省的湛江市，当时人们称之为广州湾。我们被安置在靠近农村的赤坎地区。

此刻，我的父亲秦邦礼悄然携带一笔资金，秘密踏上了从广州至重庆的旅程，目的在于将这笔资金转交党组织，并对南方地下党所蒙受的损失作出详尽的汇报。经过无数考验，他终于在1942年10月抵达了重庆。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成功交付了款项，并详尽地说明了情况。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数月之后，1943年春，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会面，并指示他重返华南地区，继续从事商业活动，通过合法途径争取社会地位，逐步积累力量。离别重庆之后，他抵达了广西，并将自己的公开姓名改为杨琳，这个名字自此成为了他后半生的正式身份，陪伴他直至生命的终结。自那以后，父亲在广西商界全力以赴，直至抗战的胜利。

自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那四年间，我们见证了抗战的胜利，同时也在赤坎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在这段日子里，我的母亲王静雅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一位失明的祖母，以及一群年幼的孩子——其中还包含一个新生不久的婴儿。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我们的生活全赖党组织通过东江纵队的战友们定期资助，他们不仅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还为我们孩子们带回了学习所需的铅笔和纸张。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党组织依然坚定地要求母亲保证我们的学业不间断。在这四年里，我与秦刚同学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

在学校，秦铨的年级比我高一级，而秦刚则高出两级。秦铭则是在抵达赤坎后，方才开始步入小学的校门。由于家境时常陷入经济拮据，养家糊口的压力愈发沉重。家中米粮一旦吃完，母亲便会以极低的价格购入那些霉变发绿的霉米，或是用农民喂猪的番薯来应急。若经济状况实在不容乐观，母亲便会去村边的地头采摘番薯藤，回来煮食。至于衣物，我们缺少鞋子，母亲便将废弃的轮胎打磨平整，依照每个人的脚型裁剪成小块，并在边缘留出耳状缺口，然后在缺口处打孔穿上绳子，为每个人制作出一双简易的鞋子。我们赤脚穿着这些自制的鞋子，秦铨和秦刚便戏称其为“千里马”或是“水陆两用鞋”，在这份欢乐与自嘲中，我们彼此间的情谊更加深厚。

广州湾的气温常年高居不下，四季如夏，这样的气候使得衣物得以四季穿着。母亲更是将自香港携带的衣物摆上街头，设摊出售。秦刚与我放学后亦曾携手协助，看管摊位。那四年，我们的生活艰辛备至。即便包括秦刚在内的我们时常因饥饿、困苦、病痛而抱怨、怒火中烧，与母亲时有争执，兄弟间亦不时发生争执、争吵；然而回望过去，我们终究是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而母亲则坚毅地承担了所有的重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转眼至10月，东江纵队的战友们带来了父亲的音讯，指示母亲将秦铨和秦刚交付他们带走。然而，奶奶和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暂留在了赤坎。年末之际，在东江纵队战友们的帮助下，我们终于也离开了赤坎，抵达了广州市，与早已在此的两位哥哥重逢。他们早已入学。秦刚顺利考入了公立广东省广雅中学（男校）的高中部。我们这些后来的加入者，被安置在一德路一条狭窄的小巷内的居民楼里。出巷子马路对面，便是父亲在香港创立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香港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在广州市租用的货栈，我们租用了两层楼，底层用于装载货物，楼上则是我们的住所。一些需要暂时避风头、准备前往香港或是稍作歇息的地下党同志，时常会由父亲临时安排在此短暂停留。秦刚和我也会偶尔去那里玩耍。在我初中毕业的暑假期间，我在这个货栈中结识了一位暂居于此的新华社记者，他向我传授了摄影的入门知识。那时，我父母的婚姻关系已出现裂痕，但尚未告知奶奶。自从我们从广州湾回到广州后，父亲便很少回家。他常驻香港，偶尔会回来探望奶奶和孩子们。

1947年，我的初中生活画上了句点，我成功考入了位于广州市西村地区的协和女中——一所教会性质的学校。秦刚和我选择了共同过寄宿生活。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们未得到父母的同意，也没有人来接我们，因此无法回家（由于住所频繁迁移，且原因不明，我们难以追踪到家人）。于是，我们便约定在周末或假期相聚，共享欢乐时光。秦刚有时还会邀请他的几位好友一同加入，这样我也得以结识了他的几位亲密朋友。1949年10月，广州迎来了解放的时刻，我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参军时，意外遇到了秦刚的战友，他们还关切地询问了秦刚的近况。

1947年夏秦铨高中毕业，1948年夏秦刚高中毕业，母亲先后让父亲把他们接到香港去上大学。

四

1947年岁末，父亲于香港所创立的联和进出口公司，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更名为华润。翌年8月，公司正式对外亮牌，并在年底前完成了在香港的注册流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贤达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代表联名致信毛泽东，并将信件转交给解放区的人民，以表达他们对“五一”号召的坚决拥护。然而，如何将身处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至解放区，同时又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华润公司的身上。我的父亲以及华润公司的其他领导层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策划，制定了一套详尽的计划，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是：利用华润公司在1947年下半年租用的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通过大连与香港之间的国际航线，在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后，分批次将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穿越台湾海峡，抵达朝鲜的罗津，最终抵达哈尔滨。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

9月7日，周恩来同志就此事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根据这一指示，华润公司领导层与香港地下党的高级干部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首先安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四位民主人士作为首批启程人员，并由地下党党工委的章汉夫同志负责他们的护送工作。考虑到“波德瓦尔”号是一艘货运船只，为了更有效地执行掩护任务，父亲决定派遣19岁的秦铨和18岁的秦刚这两位粤语流利的年轻人，以货物押运员的身份陪同“老板”（即民主人士）北上。12日深夜，为了避免引起港内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四位民主人士及章汉夫同志在华润公司相关领导的陪同下，乘坐小汽艇登上了“波德瓦尔”号。

拂晓之际，父亲将秦铨与秦刚唤醒，并亲自送他们至九龙地区某码头。随后，他们搭乘一艘游艇，驶至“波德瓦尔”号游艇旁，并泊船靠岸。登船后，两个孩子便由水手长负责照看，被安置于水手长的舱房，共睡上下铺。不久，父亲亦登上游艇，对各项安排进行了严谨的复核，尤其对华润安排的员工假扮押运员，暗中提供保护的安全措施进行了特别关注。他再次对孩子们叮嘱注意事项，并向他们介绍了四位民主人士以及章汉夫等前辈。随后，他将一封致陈云的信交付给秦铨。在用俄语对船长做了简要交代之后，父亲带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游艇。至中午时分，9月13日，“波德瓦尔”号缓缓驶离。这是一段充满未知与风险的航程。尽管保密工作做得极为周密，但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察觉，在辽阔的大海上，国民党军舰和飞机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航行八天后，一艘轮船在波涛汹涌的海域不幸遭遇了不期而至的干扰。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低空徘徊，迟迟不肯离去。在秦铨和秦刚的协助下，苏联船员迅速升起苏联国旗，将其鲜明地展示在甲板上。侦察机一瞥见那面鲜艳的苏联国旗，便立刻转身离去。轮船继续向东航行，穿越东海，却在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遭遇了猛烈的台风。狂风肆虐，巨浪滔天，轮船在暴风雨中颠簸了整整一夜。幸运的是，穿过朝鲜海峡后，风暴逐渐平息，轮船得以安全继续前行。9月21日，货船抵达朝鲜的罗津港。随后，全体船员乘坐火车前往哈尔滨，在那里，高岗和陈云亲自莅临火车站，热情地迎接他们的到来。

“他渴望继续追求学业之路。”陈云便为他精心安排了前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造的宝贵机会。

秦铨与秦刚，两位自幼在香港、广州、湛江等南国都市长大的青年，于青春的足迹中领略了繁华的港岛风情。然而，当他们骤然间从光鲜的香港踏足寒冷的北方大地，语言及生活习惯的剧变，无疑成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考验。幸运的是，秦铨因得进入军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又加之陈云的热心引荐，部队的领导和组织对他倾注了特别的关怀，战友们亦纷纷伸出援手，给予了他无私的援助。而秦刚则步入原国民党时期创办的著名学府，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开启了求学之旅。

历经三个多月的岁月变迁，1949年1月，北平沐浴在和平的曙光之中，秦刚亦随波逐流，转学至此地。在这期间，他得以与继母张越霞以及秦钢、新华、秦铁等一众弟妹们相识并重聚。然而，尴尬之处在于，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家中，仅能流利使用粤语口语的秦刚，面对讲普通话的同学和讲陕北话的弟妹们（他们均是在延安成长的），由于语言不通，深入交流变得颇为困难，难以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在生活习惯上，秦刚对北方的饮食感到不适应；而在学习方面，由于缺乏工科所需的绘图工具等学习用品，他面临的困难重重。

彼时，北平初尝解放的甘甜，各行各业亟待振兴。伯母张越霞身负重任，家中子女众多（刘群先生独享五子之宠，解放后皆陆续回到张越霞的怀抱），家计亦颇为拮据。因此，她无法分心关注秦刚所面临的生活与学习困境。秦刚自幼在备受疼爱的奶奶和婶婶（皆居于国统区）的庇护下茁壮成长，如今却踏入了一个洋溢着革命气息的新天地，不得不独自面对种种挑战，诸多不适之处自然难以避免，其内心的复杂情感，亦不难想见。

1951年的严冬，我自昆明转调至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翌年，父亲亦从香港迁回北京，开始他的工作生涯。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得以在京城拜见伯母张越霞以及堂弟妹秦钢等人。遗憾的是，未能与秦刚谋面，只能从他们的言谈中得知，秦刚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在那个五十年代初，肺结核是一种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且传染性极强。为了遏制病毒的扩散，秦刚被迫整年独居于北戴河的肺结核疗养院。数年间，他饱受孤独、无助与抑郁的折磨，生活渴望逐渐消磨。

1956年，秦刚在北戴河不幸去世。天资聪颖、学习努力、为人温和善良的二哥秦刚就这样去天国和父母团聚去了。暑假我回上海母亲王静雅（解放后已离开父亲，工作也调到了上海）处度假时，我和她说到秦刚去世的事。母亲很怅然地说：“要是他留在我身边，他不会死的。”这句话一直烙在我的心里。是的，二哥秦刚本不该就这么走了。我永远深深地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