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柴沫（1917年9月-1966年9月），原名厉全起，浙江慈溪县厉家村（今慈溪市掌起镇）人。1937年底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至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毛泽东图书管理、文稿抄写及资料查找。1941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理论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等职。1966年5月因遭诬陷被迫害去世。1977年12月获中共中央组织部平反昭雪。】

（一）毛泽东的批示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毛泽东于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曾分别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上批示：

“纪、汪酌处。”

“纪、汪二人处理事宜。似无必要开除（若致人于死，岂能再加驱逐之罪？）”

此处之“纪”指代纪登奎，彼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之职；“汪”则指汪东兴，同属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1962年，柴沫加入了由田家英领导的前往湖南的农村调研团队。该团队针对实地情况，向中央如实汇报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并力主推行“包产到户”的政策。

1966年，“文革”运动兴起，陈伯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发起了对柴沫的批判，指责其是“田家英的亲信”，并称其推行所谓的“秘书长专政”。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对柴沫的批判活动愈发激烈。1966年9月4日，在经历隔离审查的绝望中，柴沫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述反映柴沫情况的两份来信摘报及毛泽东的批复，一份见于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270号，摘报说：

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成员郭冲及该院前秘书长柴沫之妻王若林联名致信毛主席，信中提及，1966年五月，陈伯达先后三次莅临我院发表演讲，指责柴沫未遵其意，未走其路线；陈伯达更与关锋、戚本禹等人勾结，以无中生有的罪名将柴沫打压，自此，柴沫屡遭大会批斗、小会逼迫，白天需接受劳动监督，夜晚则遭受轮番审讯，身心俱受极大摧残，终至被迫自尽。

经过对柴沫先生的历史及其生前工作的深入调查，我们证实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干部。尽管陈伯达的迫害行为已过去两年有余，而该学习班也已开办了一年零七个月，然而，对于陈伯达对柴沫先生的迫害罪行，至今尚未得到清算，对柴沫先生的评价也未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为此，写信人恳请毛主席责成相关部门为柴沫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并给予其应有的政治评价。

王若林（柴沫的妻子）在11月30日的来信中，她对于毛主席的批示表达出由衷的感谢。军代表也向她转达了关于柴沫案件的最终结论，明确指出柴沫是受到了陈伯达等人迫害的结果。然而，同时她也指出，鉴于柴沫系自杀身亡，不符合党员的标准，因此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对此，王若林则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人的逼迫下无奈选择自杀，并非出于对党的畏惧，因此不应当被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

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人了，还开除？”

按理说，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一直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研究院副院长胡绳则在悼词中揭批了陈伯达的罪行，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二）柴沫其人

1917年9月，柴沫在浙江慈溪县厉家村（现慈溪市掌起镇）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中降生。早年因家境拮据，他仅完成了初中的第一年学业，便随族叔前往上海，在一家烟纸店开始了学徒生涯。面对失学的困境，他并未就此屈服，每当劳作间隙，他都会利用夜晚的时光埋头苦读，不甘心放弃学业。

柴沫对阅读情有独钟，不遗余力地搜寻各类有助于自我提升的书籍与刊物。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当时隶属于“左联”的著名作家金灿然。（后任中华书局负责人）他巧妙地安排，让这名孩子担任“左联”出版物的销售报童，从而确保他能够随时翻阅“左联”作家的作品。

在上海逗留未满一年，柴沫便因生计艰难而重返故里，投身农耕。在此期间，他亦曾在家乡的小学担任教职。1936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宁波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柴沫亦积极参与其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加入宁波的抗日宣传队，并着手组建战时流动宣传队，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随即进入陕北公学，开始得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1月，柴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抄写文稿、查找资料等。

1941年夏日，鉴于党内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严重问题，为深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央果断决策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同志担任主持，柴沫同志亦为其核心成员之一。

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期间，柴沫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诲。他认真工作，勤学苦练，在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

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奉命随中央大队向东北进发，抵达承德后，任热河省研究室主任。当时，他曾细致地了解了受日军残暴统治达13年之久的当地人民的疾苦，在省委领导下执笔起草了《热河省发动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看到这份文件后，批示此指示适用于东北。。

自天津宣告解放，柴沫便被任命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厅的秘书处处长。随后，他随同人民解放军一同南征，转任中共湖南省委的秘书长一职。随着广东的解放，他被派往广州，担任铁路局副局长的职务。到了1956年，柴沫再次得到调动，晋升为铁道部科技局的局长。

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因工作需要，在学习尚未期满的1961年，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推荐，他又调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导人物为陈伯达，然而鉴于他身兼数职，分身乏术，室内的实际运作便由副主任胡绳与田家英共同执掌。身为秘书长，柴沫肩负起研究室日常事务的管理重任，勤勉尽责，成为田家英的得力助手。

（三）命运的转折

1962年2月底，即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湘潭韶山、湘乡唐家坨和宁乡炭子冲等地开展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然而，这次调查的结果却没有让毛泽东满意。

田家英率调查组赴湖南，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这次选定的地点——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分别是毛泽东的家乡和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以及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的成员，以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此外还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总共17人。

调查组到达武汉时，在东湖宾馆的梅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谢富治曾会见了全体成员。当时毛泽东拿着名单逐一点名，点到柴沫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

抵达韶山后，调查小组随即兵分三路展开工作。在调查过程中，社员们纷纷表达了对实施“分田到户”的迫切期望。在充分吸纳了农民群众的宝贵意见后，田家英等人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六十条》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与生活条件，却未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村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亦未能充分激发农民的生产热情，更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根本恢复与持续发展。

随即，调查组在报告中转达了农民的迫切诉求，并坚信一旦政策放宽，农民将致力于精细耕作，预计两三年内即可恢复生产。此举不仅有望提高粮食产量，还能迅速推动家庭副业的发展，确保社员们饮食无忧，征购任务顺利完成，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物资的采购。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体现了农民迫切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并非资本主义问题，也不应将其归咎于阶级斗争或两条道路斗争。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在上海，田家英把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和炭子冲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

三人对此的反应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陈云称赞了报告，认为“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然而，田家英等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相反，田家英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准备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着手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又布置政研室再组织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意见的东北和山西去调研。

柴沫在政研室严谨地传达了田家英的指示。他当时坚信中央原则上已赞同在部分区域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但鉴于影响的广泛性，决定派遣调查组前往两地进行深入调研。

此后，田家英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一文公之于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之上。然而，在“文革”期间，此举却成为了田家英及其同仁的一宗罪状，被指责为“恶意诋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狂热宣扬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

据逄先知回忆：就在调查组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田家英，认为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决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

继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于北戴河举行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大讲“阶级斗争”，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但已公开而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且说他“把持政研室”。

在这段时日里，正在东北进行调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命令他们即刻停止调查，即刻返回北京。在得知北戴河会议与“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要旨后，柴沫等人感到事态突转，不明白中央为何会作出如此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转变。

此后，田家英卸任政研室的工作职责，柴沫亦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据王力所述，1962年北戴河会议针对“三自一包”的批判，主要矛头直指陈云，而田家英亦被波及其中。在同一时期，柴沫亦遭遇了冷遇。

（四）陈伯达的替罪羊

1964年春季，正值中苏论战激战正酣之际，依据中央书记处的决策，原中央政治研究室得以扩编并更名，升格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该研究院肩负着深入研究和探讨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陈伯达继续担任院长一职，而胡乔木和周扬则出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胡绳，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是柴沫。这其中，有3人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柴沫。而此时的田家英，已被排除在这一机构的领导班子之外。

自研究院成立以来，其首要的重大举措即是由柴沫带领科研团队赴通县高各庄开展“四清”运动，该运动历时从1964年10月至1965年8月。随后，柴沫又牵头组建了批判小组，着手撰写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

自1965年12月起着手筹备，至1966年2月，依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秉承着某种精神，研究院的批判小组精心撰写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红旗》与《人民日报》。其中，一篇名为《论海瑞》的文章，系遵照胡绳的指导，由柴沫与洪廷彦等人共同执笔。该文在《红旗》编辑部完成排版后，作者柴沫等人均认为“批判的语气略显温和”，遂要求撤回稿件，但最终未能改变这一决定。

在这段时间里，柴沫在所有事务上均需向院长陈伯达汇报并征得其意见。但就在5月9日，陈伯达亲临研究院，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柴沫实行“秘书长独裁”，指其“趋附田家英路线”，“偏信中宣部意见而随意撰写文章”，且“不听从他的指导”。

实则，内情人士陈伯达预知“文革”将至，彼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已被批判，而《二月提纲》亦将废除。至于研究院大批判组基于《二月提纲》精神所发表的文章，其责任显然不能由他这位院长承担，而是应由与田家英交好者柴沫负责。于是，陈伯达亲自前往研究院，意图“点火”。此行目的，一为与己撇清关系，二为整顿院中门户。

如此一来，在陈伯达的煽动下，研究院对柴沫及其所谓的“一小撮”进行了接连不断的批斗大会与小会，导致柴沫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折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过程中，亦将田家英纳入了批判的行列。彼时，田家英已暂停职务，进行自我反省。

5月22日的午后，安子文同志负责处理田家英同志的相关事宜，与王力同志一同前往中南海内田家英同志的居所。在此次会面中，他们指出田家英同志犯有错误，要求其进行深刻反省，并暂时停止工作。田家英同志身边存放着众多毛主席的文件和手稿，被要求将其转交给戚本禹同志。遗憾的是，5月23日，田家英同志不幸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王力回忆，5月23日的清晨，正当人民大会堂内聚集一堂，热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出的组织处理决定之际，汪东兴接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他立刻显得焦虑不安，匆匆跑向主席台，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田家英不幸自杀。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立刻派遣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火速赶往现场处理此事。

据王力回忆：

他（指田家英）饮尽一瓶茅台酒后，他悄然上吊，事先已将公务员遣散，并布置了一系列繁琐的任务，诸如熨烫衣物、取回衣物，以及购买种种物品，预计需耗时良久方才完成。随后，他自行反锁了房门，结束了生命。公务员返回时，发现门锁紧闭，无法开启。最终，在报告中办的协助下，他们破门而入，将田家英的遗体放置在地，已无生还的可能。

对田家英，我知道毛泽东是说过一些难听的话，但是在我所参加的大的和小的会上，在他同我的多次交谈中，我没有听到他说过田家英一句坏话。他是喜欢田家英的。我断定他是怀念田家英的，对于田家英的死，他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我不相信他对田家英说的那些气话，就是他的定论，就是不可改变的。

在田家英自杀后三个多月，柴沫也愤然自戕。对于柴沫的死，毛泽东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以至于他在事隔多年之后还气愤难平地问：“逼死人了，还需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