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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他一封信把周恩来介绍入党。

1922年，他又拍板让朱德入党。

他跟陈独秀、李大钊一块儿建立了最早的组织。

他还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黄埔第一人”。

这么个开局拿到“天牌”的人，怎么最后却寂寂无名？

01

上世纪80年代，有个名字突然冒了出来，还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人叫张申府。

当时很多研究者都挺惊讶，还以为这人早就不在人世了。等发现他还健在，都感慨，这可真是个“活化石”，见证了太多风云变幻。

张申府这辈子的履历，拿出来看，前半段简直是“开挂”一样的存在。

他1893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家里是正儿八经的书香门第。他祖父张裕骏，是翰林院编修。他父亲张锐和伯父张廉，都是晚清的进士。

这家庭出身，底子厚得不行。

他自己也争气，1912年就考进了北大，学的是哲学。在北大那会儿，他认识了两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一个是文科学长陈独秀，一个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张申府脑子活，学问好，毕业后就留校当了助教。

那几年的北大，思想那叫一个活跃。张申府很快就和陈、李二人走得非常近，三个人志趣相投，都想为这个乱糟糟的国家找条出路。

1918年冬天，他们仨凑一块儿，又搞了个《每周评论》。

李大钊当主编，陈独秀和张申府是主要撰稿人。他们当时火力全开，猛烈抨击旧文化、旧制度，拼命介绍西方的民主、科学，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

张申府在上面写了大量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那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到了1920年10月，一件更不得了的事儿发生了。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李大钊就在北京，也牵头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就是李大钊和张申府，还有个学生叫罗章龙。

张申府这身份，妥妥的创始人之一，这起点，高到没边儿了。

可就在组织刚成立一个多月，12月份，张申府就跑了。

他得到了一个机会，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深造去了。

他这一走，就完美错过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建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陈独秀还给他写信，让他赶紧回国参加这个极其重要的会议。

但他回信说，路太远了，就不折腾了。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可能没啥，就是少开一个会。可放长了看，他错过的，是一个奠定地位的关键时刻。

这也能看出来他的一点性格：学者气重，有点随性，或者说，有点个人主义，还没完全意识到这个会的份量。

01

虽然人没回国，但张申府在欧洲，可没闲着。

他办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的分量，一点不比参加一大轻。

第一件，就是1921年，他介绍了周恩来入党。

那会儿周恩来也在欧洲，是勤工俭学学生里的活跃分子。

张申府作为党在欧洲的“元老”和代表，自然要发展组织。他看中了周恩来，觉得这个年轻人思路清晰、能力极强。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张申府和刘清扬（也是一名早期党员）一起，作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的手续也简单，就是张申府给国内的陈独秀写了封信，通报了这件事。

这封信一寄出，周恩来的党员身份就算正式确立了。

办完这事儿，张申府又从法国转到了德国，在柏林大学继续搞他的哲学研究。

紧接着，第二件大事就来了。

1922年，他又成了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朱德当时的故事，那可就曲折多了。

朱德那时候已经快40岁了，在旧军队里当过滇军的旅长，算是个高级军官。他看透了旧军阀的腐败，一心想找新出路。

1922年7月，他特地跑到上海，想入党。

他找到了陈独秀，非常郑重地提出了申请。

但陈独秀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心里直犯嘀咕。一个旧军阀的旅长，跑来说要入党？这动机…靠不靠谱啊？

陈独秀很客气地婉拒了，说他需要先接受组织的考察，多学习学习。

这一下，给朱德泼了盆冷水，心里拔凉拔凉的。

但朱德这人，是真认准了这条路。他没有放弃，而是做了一个更猛的决定：出国！

他直接从上海坐船，也跑到了德国柏林。

到了柏林，他先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是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朱德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彻彻底底地跟周恩来谈了好几天。

周恩来跟陈独秀不一样，他更年轻，看人也更灵活。他被朱德这种抛弃一切、千里寻道的精神给打动了。

周恩来觉得，这绝对是个真心实意要革命的。

于是，周恩来就带着朱德，去找了张申府。

张申府是党在欧洲的“创始人”级别，说话分量很重。

张申府听了朱德的讲述，又看了看旁边周恩来的态度。他没像陈独秀那样，揪着朱德的“旧军阀”背景不放。

他觉得，一个人愿意放弃高官厚禄，跑到万里之外来追求信仰，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张申府后来还挺得意地提过，说自己介绍党员，“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

他当场就拍板了，同意。

就这么着，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两个人，共同担任介绍人，朱德在德国柏林，秘密入了党。

因为朱德的身份太特殊，为了方便他回国开展工作，这个党员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保密的。

你看，我党两位核心人物，都是他领进门的。

这履历，这功劳，放哪儿都得是金光闪闪的。

03

1923年11月，张申府在德国待得差不多了，准备回国。

他绕道莫斯科，借宿在老熟人赵世炎那儿。

命运的齿轮，又一次开始转动。

他正好在莫斯科，碰上了蒋介石。

老蒋那时候还不是后来的“蒋委员长”，他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带了个代表团到苏联考察，为啥呢？为创办黄埔军校做准备。

孙中山那时候的口号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苏联那边也挺热情，同意帮忙建军校，还派了好几个军事顾问。

可问题来了，这帮顾问，有的只会说俄语，有的只会说德语，还有的说英语。

老蒋的代表团里，懂外语的不多，一下就卡壳了，沟通费劲得不行。

这时候，张申府出现了。

他可是北大的高材生，德语、英语、俄语都玩得转，简直是“及时雨”。

张申府立马就成了蒋介石的贴身翻译，天天跟着他跑，帮他跟苏联那帮军事大佬沟通。

老蒋对他好感度暴增，觉得这人有大才，又没啥架子，对他信任得不行。

等考察结束，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蒋介石立马就想到了张申府。

在老蒋的力邀下，再加上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张申府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入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当时，他就是“中共黄埔第一人”。

这位置有多重要？黄埔军校的命脉，一条是军事训练，另一条就是政治教育。

张申府一上任，立马就干了件大事。

他向主持筹建工作的廖仲恺，一口气推荐了1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军校任职。

这里面，就包括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沈雁冰（也就是茅盾）、高语罕等等。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骨干。

他还负责黄埔一期的招生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

按照老规矩，他这就是“座主”啊，考上的那近500名学生，都算是他的“门生”。

这批人里，有陈赓、徐向前、蒋先云、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个个都是后来响当当的人物。

这笔政治资本，要是搁别人手里，能用一辈子。

他的起点，已经高到不能再高了。

04

可张申府接下来的操作，就让人看不懂了。

他这个政治部副主任当得好好的，突然又跑去受聘，当了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黄埔军校在黄埔岛上，离广州城里有段距离，坐小汽艇来回得一两个钟头。

张申府觉得，自己教课已经很忙了，两头跑实在太累。

他权衡了一下，竟然…竟然把黄埔军校的工作给辞了。

他就这么轻飘飘地，把自己手里天大的筹码给扔了，专心去广东大学教书了。

这操作，真是让后人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深层的原因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是戴季陶。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老人，思想上非常保守，他看不惯张申府在军校里搞的那一套政治教育。

两个人理念不合，天天在办公室里掰扯，张申府是学者脾气，哪受得了这个。

他觉得，我一个北大教授，在这儿跟你天天吵架，图啥呢？还不如回去教书来得痛快。

这就能看出他性格里的“宁折不弯”：他是个顶尖的学者，但不是个圆滑的政治人物。

他这一辞职，就把“中共黄埔第一人”的位子，连带着后面所有的可能性，都让了出去。

接替他的人，正是他推荐来的周恩来。

辞职这事儿，还只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大拐点。

更要命的在后头。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张申府也参加了。

会上，大家讨论的核心议题，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

张申府在黄埔待过，跟戴季陶那种人掰扯过，他对国民党的右派势力非常警惕。

他对国共合作的前景，非常悲观。

会上，他就这个事儿，跟其他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这位学者的“宁折不弯”的臭脾气又上来了。

他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你们都不听。

他当场发火，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愤然退场，撂下一句“我退党了！”

这一下，所有人都蒙了。

周恩来当时赶紧追出去劝他，让他别冲动。

赵世炎后来也劝他。

李大钊也找他谈话，劝他别退，就算在党外，也要帮党做事。

谁劝都没用。

他就这么因为一时的意气之争，退党了。

一个创始人，一个把周恩来、朱德领进门的人，在组织最需要发展的时候，自己走了。

这个决定，在1925年，彻底把他和这个他亲手创建的组织，划清了界限。

05

退党之后，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其实还没完。

他毕竟是学术大牛，又有人脉，在北大、清华教书。

他还是个活跃的民主人士。

1936年1月，他还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这就是民盟的前身。他还是负责人之一。

抗战期间，他也是积极呼吁抗日，在知识分子里头，威望还是挺高的。

如果他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当个民主教授，凭他的资历，新中国成立后，地位也绝对低不了。

可就在1948年，他又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蠢事。

那时候，解放战争都打到战略进攻阶段了，辽沈战役都快收尾了，国民党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

明眼人都看得出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

这篇文章，内容简直是糊涂透顶。

他公开力挺蒋介石的“戡乱政策”，骂解放军是“匪”。

在全党“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时候，他却在文章里大力鼓吹“划江而治”，想搞个南北分治。

这性质，太恶劣了。

文章一发，民盟上上下下都炸了，认定他这是彻底投靠反动阵营，立马宣布开除他的盟籍。

他在知识界的名声，也一下子臭了。

这一下，他算是彻底凉了。

这就奇怪了，一个跟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年的人，怎么会在最后关头，脑子短路，干出这种事？

原因说出来，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后来自己解释，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块大洋的稿费。

在当时，这确实是一笔巨款。1948年的上海，法币都快成废纸了，3000块大洋是硬通货，足足够买一栋房子。

他还挺得意，说自己大概是储安平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

为了这3000块大洋，他把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地位、前程，全都葬送了。

更离谱的是，他晚年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还是有点不服气。

他把这事归咎于一件发生在五四时期的小事。

他说，自己曾代任过北大图书馆主任，毛润之当时是助理员，有一次他让毛润之重新填一叠图书卡片，对方可能就对此耿耿于怀。

这真是…格局小了。

人家压根就没拿这当回事儿，反倒是他自己，一直记着这点鸡毛蒜皮。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还是念了旧情，也考虑了他的学术能力。

周恩来亲自过问，安排他到北京图书馆，当了一名研究员。

这位曾经的创始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就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地搞了一辈子研究，著作不少，但也没形成啥大学术体系。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被重新想起来，出任了第五、六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算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晚年。

这家伙也是个顶尖的人才，开局的履历谁看了都得服。

结果呢？1925年为了一口气，把自己折腾出局了。

他以为这事儿吧，凭着他的学问和名气，还能在知识界混得风生水起。

结果到了1948年，又为那3000块大洋，彻底栽了…这一下，是真没救了。

他自己还以为是几十年前的小事儿得罪了人，你说这图啥呢？

最后安安稳稳在图书馆待了几十年，1986年，93岁上走了，也算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