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各界》2005年5期

作者：陈晓农

原题：陈伯达余八年

01

追溯至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外公布。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相关问题时，当提及“中央文革小组”时，名单上明确列出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名字，却意外地未将陈伯达的名字包含在内。这一决策是在中共中央对文革时期档案进行全面梳理，并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作出的。鉴于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中央决定在这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正式文件中，对陈伯达不做任何评价。

近期，你的创作成果中，既有值得称道之处，也不乏自我剖析的文字。今后，恳请你尽量避免对琐屑细节过度纠结。对于文革时期的众多议题，你虽有所涉猎，但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中央对此已有详尽的了解。你过去所从事的工作，虽然与某些人截然不同，却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你应当首先选择一个合适的居住地，安心疗养。待身体康复之后，再着手规划你未来的行动。

在半个月后的某日，我正辛勤地在石家庄制药厂的针剂车间中忙碌着，忽然，厂传达室传来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信函中不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还详尽地描述了家父的近况，并急切地希望我能即刻启程前往京城，共同商议父亲的治疗方案。在仔细阅读完信件后，我迅速对家中事务进行了简短的安排，向工厂请了假，并办理了探监所需的介绍信。之后，我搭乘交通工具，踏上了前往北方的征途。

往昔，探望狱中的亲人并非易事。我的初次探监经历，发生在1979年12月。在此之前，我长达九年未曾知晓父亲的下落。那段日子里，工厂的同事们常用“生死未卜”来形容我的处境。第二次探望是在1980年5月初，而第三次则是在父亲被判刑之后不久，即1981年3月。至于这几次探监期间所经历的种种细节，此处不宜一一详述。而今，这应是第四次探望了。

8月5日，我抵达了这座古都北京。翌日的破晓时分，我匆匆赶往复兴医院。然而，负责监管的干部却遗憾地告知我，陈伯达已于前一天离开了医院，他目前已转至一家规模庞大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监管职责也已由他们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我随即按照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公安局的王申科长，并严格遵守他的指示，前往了北京友谊医院探望。

父亲寓居之地，乃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西侧的一室。虽空间有限，却布置得井井有条，给人以清幽宜人的氛围，四季皆凉爽宜人，居住极为舒适。走廊一侧，设有配备浴盆的卫生间，午后定时供应热水。经过多年的卧床休养，父亲终于得以沐浴，洗净了身上累积的尘埃。总体而言，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饮食供应，与复兴医院内的囚犯病房相较，优劣自见分明。当时，公安局派遣的科员萧清河同志及赵姓同事，轮值照料父亲的起居。

02

在访问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的王申科长与我详细探讨了治疗方案与护理细节，然而对于后续的具体计划，当时尚且悬而未决。数日过后，我重返石家庄，继续履行我的职责。显而易见，医院并非适宜长久居所。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催促陈伯达办理出院手续。陈家早已失去根基，家人四散各方，公安局只得为陈伯达寻觅新的居所。考虑到陈伯达行动不便，我们最初计划寻觅平房，然而平房难觅，加之当时天气转冷，带有暖气的平房更是寥寥无几。经过一番波折，我们终于在东郊新居民区的六层楼顶找到了一处新家。

余文菲母亲同意，按中央规定。1948年离父。当我的生活蓝图得到她的认可与赞许之时，1981年的年终，我踏上了离开那片我辛勤耕耘了十四年的工厂的征途。与那些在我人生低谷时给予我生活力量和无数帮助的工友们依依道别，手牵妻子与孩子的温暖之手，我迁徙至北京，开始了对那位步入晚年的父亲的悉心照料。

1981年11月16日，我与陈伯达的前任秘书王保春、王文耀并肩，在公安局的王申、萧清河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面包车抵达了中南海西苑门内的中央警卫局一库房。在那里，我们接过了陈伯达归还的衣物、被褥等生活必需品。其中，部分物品尚能继续使用，但剩余的因严重损坏，不得不作为废品进行处理。

陈伯达昔日常将袖珍版《毛泽东选集》和几本《毛主席语录》悄悄揣入衣袋，同时，也将他绝大部分的薪资和稿酬悉数投入其中。自国家初创之际，陈先生便恪守着节俭的信条，将所得稿酬仅用于维持个人日常生活。自1958年始，他将全部稿酬毫无保留地捐赠给了科学院图书馆。陈平生所藏之书，架上空空如也。他的藏书偏好，倾向于学术专著，而古籍与碑帖亦在其收藏中占据了相当比重。碑帖虽被誉为文物，然在当今社会，关注者寥寥。陈平生对碑学的式微深感忧虑，遂特意留意搜集此类藏品。至于字画等艺术品，陈平生亦有所购置。若从整体来看，陈平生的文物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相较之下，都远逊于其昔日弟子田家英所拥有的逾千五百件藏品，其中包括真品与赝品，不过是其藏品的一小部分罢了。

获准保外就医的陈伯达，依旧坚守着每日阅读与书写的日常。然而，鉴于昔日藏书的不翼而飞，寻觅阅读资料的路径显得格外艰难。起初，他委托相识的同志向相关部门借阅了一些书籍。随后，他更是从每月100元的生活津贴中精打细算，将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资金节省出来，用于购买新书并订阅各类报刊。直至1983年2月，他的生活费上调至每月200元，这才使得他购买书籍的经费显得更为宽裕。

03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在全球新技术的浪潮中，电子技术占据着核心位置，扮演着主导角色。它的发展水平不仅对众多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基于此，我们强烈建议国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加快电子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步伐，以此促进现有企业落后技术的革新。

随后，我提出削减工作时长，将现行的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调整为六小时，或者将每周六天的工作周缩减为五天。这一变革不仅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工人的休息时间，以及拓宽社会就业渠道，更重要的是，它将为工人创造更多时间用于文化和技术层面的提升，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

促进中小城市及乡镇企业成长。当时称社队企业为有效控制大城市无序扩张的趋势，我们致力于缩小城乡及工农之间的差距，同时努力减轻工业污染带来的不利影响。

哲学领域内，陈伯达于1982年倾注心血，著作等身，创作了《黑格尔对绝对化的批判》、《科学与假设与实践》、《从〈坛经〉探究中国佛学中的顿悟与渐修两大流派——揭示认识的渐进与突变》等力作。与此同时，他在文学评论界亦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早期作品如《〈石头记〉中的公案解读》、《读〈儒林外史〉随笔》、《求知之难——读〈西游记〉所感》等，亦备受瞩目。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并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

编纂回忆录固然有其价值，然而在我眼中，还有诸多亟待我投入心力的事务。时光荏苒，暮年并非预示着晚节将至。我绝不愿将有限的光阴虚耗于无谓的闲谈中，更不能因个人得失而忽视了对大局的考量。有些责任，我愿意独自默默承担，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未来的繁荣昌盛，而非个人名利的追求。

鉴于众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自1984年夏季以来，陈伯达与中央的沟通途径已完全断绝。

04

自1981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方式与“四人帮”其他成员有所区别，相关信息通过仅供高级领导层阅读的内部文件进行传达。周扬，作为推动这一政策实施的关键人物之一，对陈伯达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初期首批遭受批判和重大冲击的成员之一，而陈伯达也曾公开对周扬进行过批评。周扬为何坚持对陈伯达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步公开，那些被表面现象所掩盖的真相或许将逐渐浮出水面，届时公众或许能够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在此，作者仅记录事实，不进行深入探讨。

尽管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陈伯达在晚年仍多数时间处于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任何希望与其见面的人士，都必须经过公安部门的严格审批。唯一例外的是他的两位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他们能够定期前往探望。值得一提的是，王文耀曾在五十年代接受周扬的指导，与周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982年4月22日，星期四，五一劳动节的假期即将来临，仅剩一周的时光。当晚，王保春与王文耀特地前来探望陈伯达。王文耀透露，他不久前拜访了周扬，周扬表示愿意与陈伯达见面，但他本人不便主动发起。于是，陈伯达便向他提出了这一请求：希望能够与周扬见面，并请公安局向上级汇报此事。若得批准，则由公安局负责安排会面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当日，公安局方面给予了回应：经请示上级并联系后，同意了会面的请求，约定于当晚七点在周扬的住所会面。次日，即1982年4月23日，星期五，对陈伯达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特殊意义的午后。傍晚六点半左右，陈伯达在公安局萧键和老岳的陪同下，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的周扬家中，履行约定，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

遵照公安人员的建议，我未能陪伴父亲一同外出，只得在家中耐心等待。原本预期，我们的交流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鉴于周陈两位都已步入暮年，长时间的交谈无疑会让他们感到疲惫。然而，夜幕低垂，寂静无声，十点钟已过，父亲却还未归来，我不禁心中泛起一丝忧虑。直至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终于踏门而归，由于天色已晚，他未能进行深入的交谈，便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次日凌晨的曙光初露，父亲比平日起床的时间稍晚。早餐过后，他向我细致地描述了与周扬先生会面的始末。据悉，周扬先生的住所，曾是黄炎培先生的故居，一座宽敞的四合院；会面是在会客厅进行的，与会者共有四位，分别是父亲本人、周扬先生、周扬先生的夫人苏灵扬女士以及秘书谭小邢先生；随同前来的公安人员并未参与这次会面，他们则在另一间屋内稍作休息。

陈伯达缓缓向我讲述他与周扬的对话细节，我对其中的要点进行了简要的记录。

“作为党的成员，党中央难道不能为你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吗？”在周总理真挚的邀请中，陈伯达放弃了推辞，最终接受了这个职位。起初在调整常委名单的过程中，他排名在周总理之后，但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并直接向主席反映。主席随即提笔，将原本排在最后的陶铸同志的名字调至他的前面，并询问他是否对此满意。至于陶铸同志后来的遭遇，则是另一段值得讲述的历史。

“我曾守护过毛主席！”初入囚禁之地，环境颇为简陋。或许是话语传至高层，不久后，我便被转移至三层楼上的囚室，生活条件也相应得到了大幅改善……

陈伯达向周扬透露：“我之所以失势，根源在于与江青的分歧。在庐山会议上，我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及此事：江青不止一次企图远离主席之位。至于林彪，我未曾提及他出任国家主席的计划，我主张的唯一人选，便是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05

五一长假渐渐远去，市公安局细心安排了陈伯达先生十数年来的首次春游活动。在这场春游中，他得以在漫长的隔离期之后，再次融入热闹的人群之中。目的地选在了北京西郊的香山。然而，这不禁在我与父亲心中泛起了一丝淡淡的遗憾，因为市公安局并未同意我陪伴陈伯达先生一同前往。从此，我深刻体会到，除了陪父亲就诊，他的外出活动，我终究无法亲自参与。

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春游之时，依然保持着高涨的热情。那天，气温宜人，天空中飘着几朵轻柔的白云，郊外的和风轻拂，令人心旷神怡。公安局的萧清河说，陈老先生边走边歇，最终成功登上了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途中，他偶遇了一位热心的游客，与之闲谈。当游客得知陈老先生已经年满七十八岁，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

总体而言，1982年对陈伯达而言，无疑是他自失势以来情绪最为振奋的一年，同时也是他创作激情最为炽热的一年。在那一年，他几乎每隔不到一个月便有新作问世。而他那些深入剖析文学议题的文稿，正如他所期待，顺利地送到了周扬面前接受审阅——这些内情，我们后来方始洞悉。

岁月如梭，转瞬间，初冬的气息已悄然降临。那是一个11月的午后，王保春与王文耀再次前去看望陈伯达。二人落座后，尚未来得及寒暄，王文耀便从携带的背包中取出一本三十二开本的印刷品，递至陈伯达面前。原来，这是《读书》杂志在十月十日发行的第十期，其中收录了陈伯达于5月22日撰写的文章，题为《求知难》。值得一提的是，原稿中的副标题“记读《西游记》”并未出现在杂志上，而作者署名为“纪训”，这一笔名在原稿中已有明确标注。

陈伯达曾有所论及，在众多国度，囚禁之中撰写不涉时事的学术文章并得以公开发表，实属寻常。回顾至解放前夜，陈独秀因遭国民党政府刑罚，公民权自然亦随之丧失。然而，即便身处如此困境，他在狱中创作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篇什，亦曾在《东方杂志》一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06

在1983年金色的秋季，一场不期而至的寒潮骤然袭来，陈伯达的腿疾症状迅速恶化，几乎使他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难关，他不得不向公安局提交了入住医院的申请。在那个时代，申请住院的程序繁琐，需要逐级审批，常常需要等待数天。意识到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陈伯达渴望在住院等待期间能与周扬重逢，因此他恳请公安局协助安排会面。数日之后，公安局给出了回复：周扬答应会面，同时医院也已做好了接待准备。他们的建议是，先进行必要的治疗，康复出院后再与周扬相聚。陈伯达对此表示了赞同。

不久后，陈伯达便被安排入住位于北郊的解放军第二六二医院，以进行休养。

踏入十月的中旬，媒体纷纷对周扬在五月时所发表的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话题的演讲展开批评。在此之前，虽然学术界对于这一话题持有诸多分歧观点，争论也多限于学术圈，以研讨的形式进行。然而，如今这一争论已演变成对社会主义的质疑。

陈伯达内心不禁感到惊愕，回想起周扬所经历的困境，他不禁开始揣测，自己与周扬的交往是否间接地给他带来了困扰。于是，他派人捎去口信给周扬，建议为了不增添周扬更多的麻烦，两人下次的见面不妨暂时推迟，甚至无限期。周扬对此表示了赞同。半个多月后，父亲终于康复出院，然而，紧接着，周扬却不幸病倒。

1984年秋季，薄一波在大连的一次偶然发言激起了轩然大波，导致陈伯达的身心健康状况急剧下滑，不得不被送往卫戍区二九二医院接受治疗。这一事件，使得周恩来与陈伯达均陷入了一段新的艰难时期。尽管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性质和严重性上存在差异，且彼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亦相差悬殊，但他们似乎都将这些区别抛诸脑后，仍旧不时通过他人传递彼此的问候。

周扬不幸陷入了长期的昏睡，陈伯达深感悲痛，于是将这份牵挂委托给了与周扬交情甚笃的王文耀，请他转告苏灵扬。苏灵扬听闻此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慨道：“他自身便承受着不少考验，却依然对我们的关心未曾减少。往日还算平静，不料病情竟恶化至此。”在场的人们也对这一突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不舍。

陈伯达曾向我讲述：“在陈独秀遭遇审判之际，他的昔日学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为他进行辩护。章士钊当时声望显赫，敢于为国民党的异见者陈独秀辩护，实属罕见之举。即便陈独秀身陷囹圄，胡适等友人亦不辞辛劳，频繁前往狱中探望。如今革命已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一旦有人陷入困境，众人却纷纷避之唯恐不及，这种风气确实令人忧虑。因此，我们更应铭记周扬，以及那些勇敢发表我文章的同事们。”时光荏苒，留给陈伯达与周扬的时光已日渐稀少。

07

1988年9月27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导致急性尿潴留，紧急被送往朝阳医院接受治疗。直至十月中旬，保守治疗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医院遂决定为他进行手术治疗。正当手术前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陈伯达服刑的18年有期徒刑——即10月17日——如期届满。鉴于此，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为他举办一个简短的释放仪式。

他们似乎已安全抵达，大家无需忧虑，只需稍加耐心等候便可。

时过半晌，四周依旧静谧无声。陈伯达心中难免焦躁，他不无抱怨地感叹：“年迈逾八旬，竟落得被囚禁于此，真不知他们究竟有何图谋，这一切的深意实在让人难以捉摸。”我随即轻声安慰了几句。

“务必让他们立刻前来，老人的健康状况危在旦夕，拖延时间可能会对他体力的恢复带来严重影响。”青年稍作迟疑后，最终还是点头应允，同意去催促他们。大约在九点四十分，一位身姿挺拔的公安部领导，在萧键和王浩书记的伴随下，缓缓踏入医院。跟随其后，还有几位面生之人，他们各自手握一把椅子，步履紧凑。

这间病房的空间不过十平方米左右。领导悠然地安坐于沙发上，其余人员依次在木椅上落座，甚至有些人不得不再将座椅挪至房门敞开之处。

“别再拍照了，别拍了，我即将踏上旅程，还有什么留念的？”青年尽管有些不好意思，还是在老人未察觉之时，偷偷拍下了两张照片。录像虽无声，但老人并未察觉到这一幕。

萧键介绍：“这位是公安副部长。”（岁月悠悠，我终于得以揭晓，这位正是自九大以来，历届当选中央委员的于桑。）“陈老，今日本应是您的欢庆之日。”陈伯达反驳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且疾病缠身，时日无多，还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再追加5年刑期，恐怕我难以度过这5年。”

面对对话中的冷场，萧键显得些许困惑，手中摩挲着一份释放令。我出于好奇问及：“哦，其实这份文书上并没有其他内容。”接过仔细端详，我发现文书上仅注明了释放的日期，对于任何附加的惩罚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副部长有意强调附加刑，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位年迈老人的内心感受。这位长者，无疑是当时中国服刑人员中在押时间最久的一位。

08

“原来如此，这便是在遵循党的安排。”

陈伯达稍作歇息，随即开口说道：“然而，有一段往事，我不得不一提。那是在1948年的阜平，敌机突然降临，轰鸣声令我心惊肉跳，我拼尽全力奔跑，一路疾驰。抵达毛主席身旁时，我急切地向他汇报，飞机炸弹正悬停在头顶，我们必须立刻撤离，刻不容缓。在毛主席及其同伴们安全转移后，我才离开。紧接着，炸弹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听闻此言，我不禁感到一阵酸楚，泪水涌上眼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室内顿时弥漫着庄严肃穆的气氛，持续了数分钟之久。我拭去泪水，轻声表达了几句诚挚的期望。

萧键对陈伯达被分配至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解读，随后起身，逐一向我们介绍了该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以及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核心负责人。徐世正随即发表了简短而真挚的致辞。随着仪式的顺利落幕，两名负责录像的公安局工作人员走上前来，与我热情握手，他们边说：“对于此次事件，我们深感歉意，确实在事前对相关情况了解不够充分。”

09

岁月如梭，不觉间已迈入1989年。在那秋风萧瑟、感慨万千的时刻，7月31日，周扬同志与我们永诀。随着8月的来临，陈伯达先生以日渐微弱的笔力，挥毫泼墨，留下了充满哀思的诗篇：“创立延安鲁艺，培育一代英豪。缅怀周扬同志，正当1989年之八月。”周扬的亲朋好友在收到这封悼念之作后，即刻予以温馨的回音。

逾月之后，9月20日，陈伯达不幸羽化登仙，领导层以极为低调的方式发布了这一消息，并指示丧事从简办理。然而，即便如此，众多曾与陈伯达有过交往的各界人士，在听闻这一噩耗后，仍自发地前往殡仪馆，向其遗容作最后的告别。哀乐悠扬，众人的泪水如同泉涌，哭声此起彼伏，甚至引得窗外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据传，如此感人的场景在近年实属罕见。那些特地从故乡赶来北京，因当年特殊情势在天津遭遇阻碍，无奈只得中途折返的亲友们，无不感到惋惜。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以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多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中新社以及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均参与了陈伯达的告别仪式。作为唯一的官方代表，北京市文史馆敬献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