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抗美援朝的那些战役和战斗里，哪一次对兵团司令们的考验最难琢磨，挺难给个绝对答案的。可深入想想的话，咱们可以注意到，那些关键性战役，比如上甘岭、长津湖，都是兵团司令们发挥极致的时刻。尤其是长津湖那次，气候恶劣，敌我悬殊，司令们面对极端困难，调度指挥压力巨大，考验也相当大。再比如上甘岭战役，阵地坚守需要极强的统筹和决断力，也让指挥官们不得不用尽全力。可以说，每场战役都像个大考，也各有不同的难度，但以总体的压力和复杂性来看，长津湖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一些。

那当然没得说，毫无疑问就是第五次战役啦。

对谁的考验最大？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

让这位副司令接受这么大考验，最后悔的一个人是谁？陈赓。因为原本要指挥三兵团作战的，正是陈赓大将。种种阴差阳错，陈赓留在北京没去一线，而让副手王近山代为指挥。

要说这事啊，从三兵团入朝开始讲起吧。

一、仓促入朝

得先说清楚，这个三兵团，可不是1949年2月那会儿整编时的那一个。

那个时候，三兵团在扫荡大西南、打下云贵川之后，于1950年5月份把番号给撤销啦。

新成立的三兵团，主要是为了增加朝鲜战场上的兵力，所以临时拼凑起来的。

这“临时”二字，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决定了三兵团以后在朝鲜的最终命运。

三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最初被军委寄予厚望，希望他带领这个临时组建的兵团在朝鲜大显身手，狠狠打击一下联合国军。陈赓之前在朝鲜也算是老熟人，他是二野的老将，威望高，脑袋活络，能力不俗，指挥这个新兵团自然没问题。

碰巧的是，陈赓刚刚从越南返回，匆忙赶往朝鲜转了一圈，结果腿上的旧伤和心脏病又发作，走路变得困难，没办法正常行动，只得留在北京治疗。由王近山接替指挥，带领部队开赴朝鲜。

这个貌似平常的替换，却引发了远远超出预料的后果。

新成立的三兵团，是由第十二军、十五军还有六十军这几个部队凑在一块儿组建起来的。

十二军可是老六纵的铁杆队伍，王近山那会儿的老部队，原先就归属于三兵团。十五军则是老九纵，秦基伟从太岳一路带出来的，曾经隶属于陈赓四兵团。这两支军都还挺靠谱的，都是老二野的老部队。

六十军是华北十八兵团的老底子，最早是华北野战军八纵的部队，由韦杰担任军长。

不仅说到军这个层级挺复杂，就连师一级的部门也挺乱的。当时三兵团底下的各个军几乎都散开了，兼任云贵川一带地方的二级军区。那会儿，西南刚解放不久，剿匪的任务特别重，地方上又有守备的需求，不能把全部主力部队都调走，所以每个军都留了一个主力师来守住地方，再从其它剩余有余力的军里调了三个师，给三兵团增援。

真是乱得没边儿了，要是陈赓来带兵，那凭着他的威信，肯定能稳得住局面。不过，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呢？后来的一切都说明了答案。

乱归乱，三兵团的同志们，从王近山到一线指战员，个个都满怀激动，准备迎战入朝。既想帮前线的战友们分担压力，也想代表西南大区，为老二野增光添彩。

志愿军老兵张泽石提起，当时大家对朝鲜战争没啥特別深的印象，更多带着大西南那种风卷残云式的战争观念，心里认得挺轻松。部队过鸭绿江大桥的时候，路边的老百姓都来送行，场面挺热烈。那会儿正是傍晚，夕阳洒在江面上，金光闪闪，整个队伍的心态也都挺积极乐观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出三兵团上下那种过头的乐观情绪。

乐得有点放松了点。

和刚进入朝鲜的十九兵团相比，杨得志在指挥部队走进朝鲜时可是不一样的。当部队刚到山东准备整训时，杨得志就让64军军长曾思玉带着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等30多人先去朝鲜学习交流，参加了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的总结会。

入朝那会儿，安排各军长带着师长、团长，提前去朝鲜勘察一番，等兵团各级机关带着部队过了江再行动。

勘察和学习，按批次进行，主要目的是让指挥员们能充分了解情况。这可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之后，十九兵团在跟美军作战时也遇到不少问题，不过总体上，还算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麻烦。

三兵团的情况也是如此，把掌握战场情况作为首要任务，确保指挥员们都能搞清楚。这个环节可说是非常关键的。至于三兵团在与敌人交手的过程中，好像也碰到一些难题，不过整体来看，还算顺利，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棘手的状况。

见学、勘察啥的都没搞成。兵团这些机关照着老套路，一批接着一批过江去，指挥员们都跟在部队后头，几乎对前面的一切都不太清楚。

要说也不算夸张，三兵团基本是两眼一抹黑地闯进朝鲜的。

二、从过度乐观到手忙脚乱

前线的彭总和刚刚从第四次战役的紧张气氛中惊魂未定的六个军，都对三、十九兵团满心期待。等着这两个兵团一到，彭总安排的第五次战役就要正式开始啦。

第五次战役派出的可是第三兵团、九兵团和十九兵团。第一批进入朝鲜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五十和六十六军，连续苦战了八个月，基本上都快到极限了。除了个别部队还在帮忙二线作战，大部分都已经扛不住啦。

那时候，大家都挺乐观的，特别是在彭总刚开第一次兵团领导座谈会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三个兵团的司令员说的话和表现，真让人觉得挺耐人寻味的。

九兵团在长津湖那场战役之后，经过了整整四个月的休整，到了1951年4月才重新具备了战斗能力。美军到底硬不硬打，怎么才能明确战役的目标，宋时轮心里挺有数的。不过，看着彭总兴趣那么浓，其他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们都信心十足，他也是挺高兴的，没再多说啥。

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对彭总的决心特别留意，凭借他那高明的情商，多少能猜出彭总的野心很大，想要扭转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那段时间里被动的局面。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嘴上也是顺着彭总的意思，表现得挺乖巧的。

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接到要迅速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命令，急得打电话向杨得志反映，部队还没有完全到达攻击阵地，特别是炮兵还没有赶到，怎么打呢，起码得再推迟一天做准备。杨得志罕见地直接拒绝了，说你别再说了，按我的命令执行就行。

曾思玉在几十年以后跟杨迪（当时是志司作战处的副处长）回忆起那些事，才终于理解了杨得志当时真正的想法。大概他心里也不是太支持要那么快、大规模地动手，但局势紧张，没办法啊。

只有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表现得最积极、最乐观，觉得没啥问题，他说我们一个兵团搞定美军一个师完全没问题，我还保证能活捉五千个美军俘虏。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隐晦地提醒了一下美军不太好对付，不过刚打算详细谈谈前四次战役的情况，彭总已经开始表达看法了，邓华也不好再多说了。

杨迪回忆说，那会儿气氛特别乐观。前四次战役一共只抓了5300个俘虏，还是全部联合国军的，韩国军占大多数。你一想，突然一下子要抓5000个，怎么可能嘛！

三兵团就在这样过于乐观、几乎没做准备，而且部队还没到达开战区域的情况下，毫无防备地、盲目地冲向了敌人。

彭总对三兵团可是充满了期待。

三个兵团是从东到西一列排开，东线由宋时轮带领九兵团，中线由王近山指挥三兵团，而在西线，是杨得志率领的十九兵团。

三兵团的任务呢，接到战斗后，迅速一夜之间消灭面前的土耳其旅，然后围歼掉美军第3师，再配合东西两翼一起行动，目标是歼灭美军24、25师。具体来说，就是中央突击，左右两边同时夹击。

王近山完全没料到，他接受的这个任务其实如此庞大又充满挑战，也没想到自己手下那支部队到底有多么强悍。

三兵团一从西南出发，兵力其实还不算太强，每个军大概不到三万人，就比淮海战役时多了一倍左右。出发前，他们赶紧补充了新兵和解放战士，把全团规模拉到14.7万，但到达朝鲜战场时，剩下的兵力就只有13.8万。士兵们的素质参差不齐，品质令人担忧。像60军，其179师和180师补充的起义人员，居然占到部队总人数的一半。

要是放到解放战争那会儿，这比例也算不上什么。彭总当年带领西野作战，解放战士一度占到七八成，照样打得不错，赢得挺漂亮。

可是在朝鲜战场就不一样了，这儿的对手、火力、环境都远比国内复杂得多，人在极端条件下的心态变动，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当时，180师的战士张泽石被俘后，写了份回忆录，还刻意为那些战俘营的同志们辩解，说原国民党起义的兵士在俘虏营里也不是全部都意志脆弱的，他们也在坚持斗争。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原国民党起义的士兵在战场上只要有解放军的干部带领，表现得奋勇搏杀、英勇过人，但一旦没了领导、没了组织，他们在俘虏营里，反倒变成一堆茫然不知所措的“无头苍蝇”，最后还被哄着、骗着闹起了内斗。

想象一下，如果是那种正统血统、经过长期锻炼的老部队，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答案显而易见，不会的。

一开始，三兵团一展开战斗，就一下子乱成一团，搞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第一阶段作战，我军出击，联合国军就败退了。

三兵团的各个部队都跟不上敌人的节奏，就算敌人全线撤退，他们竟然没能抓住任何预定的目标。

到底发生了啥事儿呢？

三、陈赓心疼发怒

拿预定一夜干掉的土耳其旅做例子吧，三兵团派了两个师从十二军出发，准备围过去。可是因为战前准备不够充分，道路又堵得厉害，结果只到了四个团，没能全部到达土耳其旅的外围。而且，刚开始交手，几个团指挥员都犹豫不决，错过了好时机，夜里只击退了土耳其旅300多人。天一亮，因为担心美军的轰炸，各团都没有继续发起攻击。土耳其旅按照李奇微和范佛里特之前制订的战术，立即放弃阵地，迅速向后撤，没让人抓住。

赶紧追上去吧，追的时候心里还挺气不打一处来。敌人一边往后退，一边布置阵地，刻意跟我追兵保持点距离，想引诱我们上钩。结果一开打，美军的飞机就赶到炸，追着追着，满地挨着炸，啥也没搞到手。

跟打美军3师差不多，也是碰了个坑，追追追的时候，损失比打土耳其旅还要惨。

一开始大家都挺有信心、觉得胜券在握，但等到战火真的点燃，前线的指挥官们反而变得踟躇不前，心里难免犹豫。

第一，开战之后，筹划太粗，只有决心没有方案，蒙着头打，一遇到敌人的真枪实弹才发觉各种准备不充分。

第二，过于轻敌，指挥员和部队都想一顿猛冲就把敌人打垮然后收割，重武器带着笨重，不想带，以至于追上敌人时只有随身带的迫击炮，遇到敌人的坦克部队只有干瞪眼。

第一轮的作战目标都没达成，三兵团自己这边伤亡反倒比消灭的敌人还多。

彭总对第一阶段各兵团的指挥和临场情况都给出了点评，其中批评最多的还是三兵团，特别是十二军和六十军的指挥太乱套。

这三兵团带着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去了。

志司看准了东线只有韩军两个师，而且美军主力都集中在西线这个绝佳时机，决定调动三兵团和九兵团的兵力，一起出击东线的韩军。

九兵团司令宋时轮给志司发短信，提了好几次关于三兵团的事，生怕三兵团搞不好侧翼掩护的任务。

结果嘛，果不其然，问题还得归咎于指挥上。

九兵团把两个韩军师级部队打得溃不成军，我军继续追击。可三兵团十二军35师在追击时组织得不太周全，居然在追击逃敌的过程中碰到了美军，完全没有准备。敌人的猛烈火力一下就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战士们几乎用身体挡枪，伤亡惨重，战斗力一下子就丧失了。

在丰岩的追击战中，34师的三个团居然被美军用重型武器堵在了一个小山谷里，敌人一边炮轰一边空袭，差点全军覆没。师长尤太忠不顾抗命的风险，坚持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马上退回来休整。幸好兵团部及时发出撤退的指示，尤太忠才免遭一次纪律上的惩罚。

在国内，猛冲猛打可谓是百试不爽，但在朝鲜战场面对美军那所谓的“范佛里特弹药量”，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武器火力全部倾泻出去的打法，可就不是包打天下那么简单了。

同样遇到挫折，三兵团的作战方式和同期的九兵团、十九兵团明显不一样，而且还远比不上最初入朝的那六个军。

作战技能！指挥水平！思想头脑！

整体都跟不上。

彭德怀在战前曾玩笑着说呀，我们和敌人比起来，实际上我们才是联合国军呢。咱们一个大军区，比如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中原那个一级行政区，比他们一个国家还要大。再说咱们的部队互不认识，作风差异挺大，总之，咱们才是真正的万国军队呢。

我可不想事先就成了预言似的。

最严重的后果是在美军反击开始之后出现的。

大局就不多说了，彭总一看，美军迅速把主力东调，想在东线歼灭韩军的可能基本没有了，于是他下令停止第二阶段作战，部队转为就地防御。没想到美军补给迅速到位，发起了猛烈反扑。彭总赶紧下令各兵团、各军指挥员认真部署，从攻转守，积极防御中逐步撤退。

各部在撤退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遇到了一些损失，不过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没想到，三兵团六十军竟然一整师的部队，居然被美军团团包围住了。

关于180师被围的前后因果，论者已多，限于篇幅，笔者也不多讲。只讲三个最要命的失误：

第一，本来三十九军在180师北面，应该180师先撤，三十九军后撤，完成交替掩护。但王近山不知何故，让三十九军先走了，这等于把退路让空了，听任美军来切断。

第二，六十军侧翼的十五军也早走了一天，没顾上掩护六十军和180师。

第三，180师被围后，六十军各部都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尽力去救，反而向直接向志司求救。

乱，乱，乱。乱在平时只是混乱，乱在要命的当口，这不是把180师往火坑里推吗！

最后，180师突围无望，师长郑其贵下令分散突围。后来被俘者5000多人，在巨济岛的战俘营开始了悲惨的生活。

我军成立以来，师级部队被击溃打散，这是头一次。

毛主席在北京日夜悬望，彭总急得连夜叫来洪学智，一脸欲哭无泪……

三兵团入朝首战，虽有不小战果，但损失比歼敌多。单是十二军报的损失就一万多人，三个军合计约3万多。我军总计损失8.2万余人，三兵团是大头。

陈赓闻讯也气得火往上撞，不等病愈就赶到朝鲜。

据王诚汉回忆说，陈赓这次是真动了火，他批评王近山：“我看这个王近山呀，主要问题是想一口吃个胖子，以为打美国兵和打蒋介石兵一样，想一下子消灭美军几个师，什么美第25师啊，什么土耳其旅啊，想一下子都消灭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个王近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