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座特殊的挑战摆在了新生的上海市面前。彼时，毛主席在给前方电文的回应中，特意提及了当地的经济困境，称之为“四月危急”。这并非空穴来风，尽管解放上海一役被誉为“瓷器店里打老鼠”般小心翼翼地成功，城市经济面貌也曾一度出现好转迹象，但进入1950年3月后，这座远东大都会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却普遍陷入了新的困境。

彼时，上海街头巷尾，失业的工人们一批批地涌向劳动部门，只为寻求一份生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950年4月，上海全市有超过1.2万家工厂与商店停止营业，16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劳资纠纷事件频发，甚至出现了工人罢工游行，乃至与资本家发生肢体冲突的现象。

巨贾的叹息

就在这片愁云惨雾之中，“煤炭大王”“毛料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这位曾在中国近代实业界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也几乎要撑不下去了。刘鸿生并非初次面对逆境，他在国民党政府推行“金圆券”导致通货膨胀、企业瘫痪时，曾心灰意冷地前往香港。然而，当他观察到新解放的上海经济状况并未如国民党及西方国家预言般恶化，反而渐趋稳定时，他毅然决定重回故土。

他的回归得到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赞许。尽管在返回上海的途中，刘鸿生收到了敌特组织的威胁信，他却当机立断，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即便中共再打游击，我也坚定地选择跟随中共的道路。”刘鸿生随后前往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此次会谈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士气。

1949年12月，刘鸿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财经委员会与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决定恢复工厂生产经营，用实际行动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然而，仅仅经营了三个月，这位商业巨擘就感到力不从心。

市长问话

1950年3月上旬，一份标注“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件送到了陈毅的办公室。写信人正是刘鸿生，信中大意是，他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打算将自己经营的刘氏企业悉数交给国家。陈毅市长读信后，心情十分凝重。

第二天，陈毅便将刘鸿生请到了办公室。两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对话。面对陈毅“你是不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或“你是不是后悔从香港回来了？”）的直接询问，刘鸿生这位在商海沉浮三十余年的实业家，也显得有些局促。他陆陆续续地解释着自己的窘境：资金周转不灵，大量存货无法售出，工资和税款都难以支付。陈毅市长安静地听着，没有急于打断。

待刘鸿生说完，陈毅的话语沉静而直接。他指出，这些困难并非单方面造成。他提及了申新九厂等案例，剖析了企业自身存在的股东分红过度、内部浪费等问题，加上外部的封锁影响，共同导致了生产经营的不畅。陈毅坦诚地说：“这当然很困难。”但他随即安抚道：“政府会帮你渡过难关。你也要相信，工人们会理解你的困难。就像今年的年终奖，大家的收入并没有减少30%—50%。”

工会做保

陈毅一番话，让刘鸿生原本局促不安的情绪渐渐平复。刘鸿生甚至激动起来，提及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将章华厂的毛料呢绒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赢得好销路。然而，眼前的重重困难，让他一时难以启口。陈毅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于是主动问道：“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刘鸿生迟疑了一下，最终坦诚地说：“大约需要260亿（旧币，约等于现在60万）。”陈毅听到这个数字，果断地一拍桌子，干脆利落地表态：“你回去，同你们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面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刘鸿生顿时喜出望外，但随即又冷静下来，心中仍存疑虑。陈毅看出了他的顾虑，主动安慰道：“国家一定会支持那些真正有困难、又对国家经济有益的企业。政府的财政政策旨在增强国力，稳定物价，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上海自救

刘鸿生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个案。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这一时期也遭遇了经营上的困难，工厂陷入停工。他积极奔走于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境并寻求解决方案。这反映出当时上海民族工商业普遍的窘境。

陈毅市长连夜召集工商座谈会。会上，许多民族资本家、实业家纷纷大倒苦水。陈毅听着众人的诉苦，心中忧虑，但他随即对税务局长在会上宣称的“要从资本家身上剥皮”等言论拍桌大骂，直言他们是“老KMT税吏”，不顾企业死活。

从1950年3月12日到5月10日，陈毅连续向中央递交了六份报告，就如何调整上海私营工商业经营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报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收到报告后，高度肯定了其中提出的各项意见，并将其转发给各大城市党委供参考研究。

政策转向

毛主席指示，要对当时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进行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1950年4月，在上海市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发表公开讲话，详细阐述了自2月以来上海经济出现的问题，并针对各界人民关心的问题做出了明确承诺。

会议结束后，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市扩大了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人民银行也增加了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仅1950年5月，人民银行就放贷2300多亿元（旧币），而从解放初到1950年4月以前，人民银行放贷总数也只有2644亿元。与此同时，政府还适当减轻了税收。

对于失业工人，除了采取经济上的救助外，政府还积极推行以工代赈、动员工人回乡参加生产运动等多种方式。政府在其中积极协调劳资双方矛盾，避免情绪过热。随着后来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工厂恢复生产，失业工人重新上岗，劳资双方的矛盾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旧貌换新颜

由于这一系列的举措，上海市的经济在短短一个月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50年年底，上海市的通货膨胀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缓解。其税收总额占全国税收的22%，上交中央财政的比例更是高达全市财政总收入的85%。随着上海地区经济的全面复苏，其带头效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方针得到了有力贯彻。

刘鸿生的企业后来也如约得到了贷款，很快渡过了难关。晚年，刘鸿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忍不住感慨政府的扶持让他和他的企业得以在困境中生还。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传来。刘鸿生最初很不理解，他曾与洋人多次打交道，深知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他忧虑一旦开战，灯火繁华的上海很快就会一片废墟，过去50年的建设将毁于一旦。尽管当时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连战连胜，但刘鸿生仍半信半疑。直到他的儿子刘念义从朝鲜战场归来，亲口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后，他才彻底放下心来。

欢欣鼓舞的刘鸿生随即在工商界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他所在的上海水泥公司董事会与全体职工一道，捐献了20.17亿旧币。1953年，刘鸿生心心念念的章华毛料厂生产的毛料呢绒，终于打上了“中国制造”的金色标签，出口到了国际市场，受到了海内外一致好评。人生已至暮年，却能通过努力实现毕生心愿，这让刘鸿生心里格外高兴。

1956年，国家施行公私合营制度。刘鸿生表态全力支持，并带头将刘氏企业价值2000多万元的资本施行公私合营。有人曾问他：“你舍得吗？”刘鸿生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在过去哪一个资本家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即使他侥幸成功了，谁又知道他的子孙命运如何呢？现在公私合营了，可以由国家派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掌握大权，不是更好吗？”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评价刘鸿生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实业家，一个企业管理专家，一个伟大的人物。”1956年9月30日，刘鸿生弥留之际，将四子刘念智叫到床前，郑重嘱咐他：“听党的话，跟着党，别犯错误。”

结语

上海的“四月危急”及其化解，是新中国在管理超大型城市经济方面的首次大考。这场危机不仅检验了新政权的治理能力，也促使其在实践中探索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治理方针。这场考验深刻展示了新生政府如何在百废待兴、内外挑战并存的复杂背景下，通过实事求是的态度、灵活务实的政策以及与民族资本家的真诚沟通，实现了从市场混乱到秩序井然、从个体挣扎到共同建设的伟大转变。它不仅稳定了上海的经济命脉，更为全国的经济复苏和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